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改编自李英儒的同名长篇小说,再现了我党地下工作者在艰难的环境里与敌人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场景。“野火春风”化用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中的两句诗:“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表现了革命者百折不挠、前仆后继的斗争精神,就好比被野火烧掉的小草那样,第二年春天又会绿草如茵、生生不息。
敌人虽如野火,但党的力量如同春风,敌人再凶猛,也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新生力量。
电影去掉了其他的情节线索,紧紧抓住地下工作者争取伪治安军关敬陶起义这条线,既紧张又充满人情味。1943年,游击队政委杨晓东潜入华北某古城,与地下组织配合,计划攻城。在一次伏击战中,俘获伪团长关敬陶,又将他放回,关敬陶由此受到日本顾问高田与伪军司令高大成的怀疑。高田让被叛徒高自萍出卖而被捕的我地下交通员金环与关敬陶对质,金环机智地为关敬陶卸脱了责任,自己英勇就义。银环在悲痛而又焦急的情况下,不慎在高自萍面前暴露了与杨晓东的接头地点,杨晓东也被特务逮捕。高大成想利用母子情得到口供,杨母为断子忧,坠楼而死。银环在武工队和地下党的配合下,救出了杨晓东。杨晓东为完成争取关敬陶的任务,仍留在古城。在一次搜查中,关敬陶为杨解脱了危险。杨晓东见时机成熟,便与银环亲往关府拜访,促使关敬陶率部起义。最后,杨晓东等消灭了特务队长兰毛,率领起义的关敬陶部上了山。在出生入死的斗争中,杨晓东与银环真诚相爱,他将母亲留给儿媳的红心戒指送给了银环。
电影塑造的人物形象更为直观,让我们领略到了一代革命志士的风采。杨晓东果断冷静、充满智慧,单刀入虎穴成功解救高鹤年;母亲跳楼后,成功说服关敬陶投入革命队伍;依靠智慧找到细菌样本, 成功挽救乡亲们……一个生动而饱满的英雄形象呈现在了观众面前。
电影通过有声语言,让观众不自觉地被人物的话语所感染、感动,如杨政委和母亲先后被抓,日本鬼子想利用亲情使杨政委招供。当鬼子让他们见面时,二人都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泪。
日本鬼子说: “ 儿子的罪母亲受。杨政委, 你还不招供吗?”
这时,杨政委泪流满面,伤心地对母亲说:“娘,我对不起您,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您养育了我这么多年,不但没有回报,还被我牵连了。”
母亲说:“孩子,有你这句话就够了。”一句句话语将杨政委与母亲为国为民的情怀彰显出来。
如何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是电影的首要任务。这部电影既展现了以杨晓东、银环、杨母所代表的共产党人浴血奋战的艰难与牺牲,又展现了以高大成为代表的伪军的凶残与奸诈,而关敬陶所代表的是伪军的良心挣扎与煎熬。电影以讲述战争的紧张激烈为主线,以杨晓东与银环的爱情为副线,以红心戒指作为道具,曲折地表现了两人的爱情发展过程,虽然爱情是隐藏在战争这一宏大叙事之后,却与革命共同发展,紧紧相随,不禁让人为之动容!
电影通过紧张、激烈、艰苦的斗争场面,及革命者的友情、亲情、爱情,呈现了革命英雄为了人民解放和幸福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描绘了一幅艰苦卓绝、感人肺腑的抗战图景,热情赞颂了坚强不屈、同仇敌忾的伟大民族精神,给予了观众无限的英雄力量。
李英儒,著名作家。抗日战争时期,他是我党杰出的隐蔽战线工作者,新中国成立后,他根据亲身经历以及所见所闻,创作了大量红色文学作品,其中最著名的一部《野火春风斗古城》,真实再现了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地下工作者在隐蔽战线英勇斗争的故事,几十年来,深受广大读者喜爱。
小说以杨晓冬领导省城地下工作的行动为主线,塑造了一群英勇果敢的英雄人物,也深刻展现出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群众路线是如何取得伟大胜利的。1943年冬天,经过了1941年、1942年日寇对华北地区的连续扫荡,在抗日战争最艰难复杂的历史时期,受上级党组织委派,某地团队政委兼县委书记杨晓冬以失业市民的身份打入敌占区,开展地下工作。在外线交通员金环等人,以及内线工作者高氏叔侄和银环等人的协助下,杨晓冬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建立交通站、打通交通线等任务,还分化瓦解了敌人,促成伪团长关敬陶起义。
李英儒之女李小龙曾写道,当时,在敌我力量差距悬殊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在保持组织内部纯洁性和个人理想信仰崇高性的同时,一面依靠党的领导在组织内部严密计划,以英勇和智慧正面打击、伺机瓦解敌人;一面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团结广大人民群众,获得群众支持和拥护, 最终唤醒“ 有良心”“有道德”的中国人,实现分化、瓦解敌人的目的,取得抗战的阶段性胜利。在《野火春风斗古城》中,李英儒着重刻画了敌我正面斗争、党的群众路线以及党组织内部的建设这三个引领中国革命胜利的关键要素。
《野火春风斗古城》主人公杨晓冬的形象,是在抗日战争极其艰苦复杂的环境下、在惊心动魄的地下斗争中刻画出来的。他在与敌伪交锋的行动中,始终坚守崇高的共产主义信仰,严肃坚持组织纪律,同时建立党内民主平等的同志关系,打造了一支果敢严谨、团结友爱的优秀队伍。组织队伍内部的建设和提高,是“尖刀”始终锐利精准、直捣敌人心脏的保障。
小说紧张刺激、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在真实性的基础之上有张有弛,具有极强的可读性和感染力。作品中,杨晓冬受命打入敌占区,单枪匹马见吴赞东,对伪军进行瓦解和策反。他还趁伪军进入眺山,城防空虚之际,带领武工队奇袭伪军司令部,活捉伪军团长关敬陶,给敌人造成极大震动。这些传奇性的情节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部小说发表于1958年,是李英儒根据其在保定地区与敌伪斗争的亲身经历创作的。李英儒在创作谈《关于〈野火春风斗古城〉的话》中写道,经过日寇1941年、1942年的“扫荡清剿”,“晋察冀根据地的活动回旋地区同其他敌后根据地一样,相对地缩小了。为了度过艰苦阶段,为了迎接新的胜利,党号召向敌后的敌后进军;在大量组织武工队的同时,派遣一批干部到平、津、保、石等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搞地下工作。”李英儒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临危受命的。
李英儒出生于1914年。幼年丧父,家境贫困,主要靠大哥当长工、二哥打短工来维持生活。童年的李英儒也分担了家庭生活的重担,他背起小筐去割草,去拾柴。2 0 世纪3 0 年代初,他得到一个勤工俭学的机会——到保定志存中学读书,并利用节假日,为学校看护图书馆,挣一点钱作为学费和伙食费的补充。在此期间,他读了《共产党宣言》等革命书籍,接受了革命思想,投入了革命洪流,参加了学生运动,同时也开始了文学创作。“七七”事变后,为了抗战,他于1938年1月到冀中平原参加了抗日游击队,主编《火星报》。同年8月由文化工作改做军事工作,被任命为步兵团团长,在大清河及易县、涞水一带坚持游击战争。
1942年,为粉碎日本军队的疯狂扫荡,李英儒被派往平津线开展保定地区的工作,他受命进入保定城,开辟一条由冀中通往山区革命根据地的地下交通线。置个人生死安危于度外的李英儒秘密潜入保定,建立了情报站,开始了艰苦而凶险的地下工作。他经历过内线工作的惊心动魄、紧张离奇,《野火春风斗古城》就是他对那段令人念念不忘的生活和斗争经历的深情回望。
因为是亲身经历,许多素材都来源于真实事件,作品中的许多人物也都有现实生活原型。主人公杨晓冬自然是李英儒自己的映射,而李英儒的夫人张淑文,则是书中人物银环的人物原型。在李英儒的影响下,她也成了一位英勇机智的地下工作者。晚年,张淑文老人还曾回忆过小说中金环的人物原型之一张勃的事迹,她说:“张勃(即张静芝)是英雄,是名副其实的地下工作者,英儒说他就是根据张勃就义的情节,写就了《野火春风斗古城》中‘金环就义’一节的。当时老李亲眼看见了这一幕,而且他也确认张勃也看到了他,当时,张勃还大喊‘乡亲们别看了,回家吧!’那是在喊李英儒,让他回家别跟着,以免暴露身份。老李哪里舍得走呀,他一直跟着张勃,那是他情同手足的战友,那是他直线联络的同志呀!老李亲睹了自己的战友就义,却不能相救,自己的心在流血。”
在地下工作期间,李英儒还目睹了杜锡钧等汉奸的诸多可耻可恨的内幕。后来他把这伙汉奸的罪恶行径及丑恶灵魂,淋漓尽致地写入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中,伪省政府一位经理科长正是小说中李歪鼻的原型,当时的伪省长也成了《野火春风斗古城》中伪省长吴赞东的人物原型。
李英儒在谈到《野火春风斗古城》几易其稿时说,写杨晓冬的母亲这个人物时,他想到了自己的母亲。他离开家乡参加革命以后,母亲也在抗日战争中英勇殉国,小说的许多细节,都真实发生在母亲身上。为了写好杨母这个角色,他还研究了一些中外文学作品中母亲的形象,把她们做了分析比较,受到不少启发。但李英儒仍然觉得学习别人只是换一种思路,最重要的还是依据现实生活进行创造,于是他又在自己母亲的基础上回忆想象了很多农村母亲的形象,比如回民支队马本斋的母亲马老太太,以及冀中“五一大扫荡”前后掩护过他的几位房东老大娘。
抗日战争胜利后,晋察冀中央局成立平汉线工作委员会,李英儒在其中负责北平、保定、石家庄等平汉线沿线城市的对敌工作。在解放保定、天津和北平的战役中,李英儒始终战斗在敌工工作第一线,特别是在争取傅作义起义时,他驻扎在十渡,利用敌新二军中的内线,与新二军军长李士林多次接头,促使他带头把队伍拉出城外,接受我军改编,为北平的和平解放作出重大贡献。这些经历都在他的作品中有所体现。
1953年,李英儒创作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战斗在滹沱河上》,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放。这部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依照真人真事写成的,情节的组织结构方面,大体吻合当时的具体情况。故事中的张老东组织维持会、放火封锁滹沱河、八路军转战突围、沿河村大屠杀以及地道斗争等,都是当时附近村庄所发生过的事。在创作这部作品时,李英儒总是回忆起隐蔽战线工作时期,在保定城内见到的人以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传奇故事,让他产生了难以抑制的创作冲动。他说:“最想写的,还是自己和战友们在保定城开展地下斗争的经历。”于是, 李英儒开始构思创作长篇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
《野火春风斗古城》从1955年动笔,一直写到了1958年的夏天,其间几经删改重写,原拟20万字的小说,脱稿时已成为34万字的大部头。1958年6月,这部作品在上海的《收获》杂志首次发表,同年11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后来,该书先后被译成英、俄、日、朝鲜、德等多国文字发行海外,还被改编成话剧、地方戏、电影、连环画等多种艺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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