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敞开我居室的门，从门前经过的还有年轻男子。我惊讶地看见那些男子，奇装异服的一群。除了文身——手臂和脊背上刺青，刺满各种龙型或者别的鸟兽之类的图形——他们还剃着朋克头。头顶高耸着鸡冠一样灿烂的红色的头发，两边之下是剃光的。他们衣着鲜艳，紧身的黑白双色裤使他们的形容如同斑马。男孩子三五成群从门前经过，穿过有时尘土飞扬有时遍布泥泞的街道。从我门前经过的还有成群结队的民工，他们有时裸露着被长年日晒而显出紫色的身体，他们从我门前经过的时候，身体和他们的眼睛一样发散着野性未驯的气息。他们是不知道来自何处的农民，是失去了土地和失去了家园的农民，或者是离开土地离开家园的农民，他们显然没有受到过教育，沉重的体力劳动使他们的身体发散着疲倦然而也隐伏的力量。这是一群隐忍的男人，也是一群暴戾的充满野性的男人。

　　我能看见的还有这样的一些人。他们的神情和眼神一样飘忽游移，他们通常开着车来，不同的车型代表着不同的身份和财富。有时他们躲在车里，有时走出车来，站在街角。他们用手机联络住在出租屋的小姐们。那些精心梳妆过的女子在呼叫之后就会出现在他们面前，一番亲昵过后钻入车里。汽车开动，绝尘而去。当然有时在小姐们租住的房间就传来她们叫床的激烈高亢的声响。与我的居所一墙之隔的就住着这样的小姐。尽管有人跟房东抗议，但并无效果。

　　我想很多人对于我这样的情况会不可忍受。我的这些听到，这些看见，包括雨天里泥泞的道路,晴天中飞扬的尘土,拥挤着出现在街上的各种形态和表情的人，这些事物对于现在追寻生活品质的人来说无异于折磨。我接受下来，并且安然以对。我跟它们——我的生活环境生活状态友好相处，我心平气和，心静神安。这是我人生的果实。我想至少是我生命之树的花蕾。

　　也许是黑罂粟，也许是红玫瑰。我等待它们盛放的时刻。

　　多年前的一个盛夏之日，我从矿区来到北京。

　　下火车跟随着汹涌的人流走在北京火车站的地下通道，耳边是人们轰响的脚步声，众多的皮箱轮子碾在带有棱子的道路上发出咯噔咯噔的轰响，盛夏的午后，我觉得腿脚发软，浑身乏力，咽喉生烟，舌头在嘴里仿佛一截木头。而北京火车站的人潮汹涌，为酒店和餐馆拉客的人举着印有旅馆和餐馆照片的牌子围在出站口。我不敢停留，人们告诉我在火车站前不要跟陌生人说话，防止被他们欺骗。我背着黑色的塞满杂物的双肩背包，拎着带有轮子的沉重的拉杆皮箱，我的心里迷茫，悬在北京上空的炽烈的太阳如火焰炙烤着，无处躲避的灼热令我畏惧，耸立的高楼切割着天空，高楼挤压下的空间逼仄狭窄，稠密的人流淤积着缓慢移动，我跟随着人流艰难地挪移。此时深重的忧虑像炽烈的阳光烧灼着我，双脚踩到首都的大地，然而这里没有一寸土地是我的，在这座城市我是生无立锥之地。那时候我明白，在这座城市生存对我来说是一场战斗。我已经离弃了我生长的黑暗之地，我想必须在这座城市活下来。

　　开始住廉价旅馆。一张床150元，四人间。

　　合住的人们轮流在卫生间的喷头下洗澡，轮流上厕所。睡觉的时候房间里鼾声四起，说梦话的声音，磨牙的声音，咀嚼的声音都有，然而必须忍耐。饿的时候就走出旅馆到街边摊吃一碗面对付。那时候我要节省每一块钱，在我还没有能力赚钱的时候尽量节省。我身上带的钱藏在贴身的三角裤，那是家里仅有的钱，500快。为防止被偷，母亲给我在三角底裤缝了插兜可以用来藏钱。然而后来我想这样可以防小偷，然而难防劫匪，真要遇到劫匪这恰会要我的命。然而作为外省人，自我保护的能力也只限于此。

　　廉价旅馆是我最早的栖身之地。暂居旅馆的同时，我开始寻找更为合适的住处。

　　出租房。这是我要找的。有一次我路过崇文门的一幢四合院，看到大门一侧贴着出租的字条。敲门，出来一个中年妇女。我问她是否有房出租，妇人回答说有，让我跟她走。

　　妇人手里拎着挂满钥匙的铁圈，走在我前面，我听着她手里的钥匙圈哗啦哗啦地响。

　　在四合院的纵深处有道院墙开着一扇小铁门，门上着锁。妇人找出钥匙开锁。

　　我在狐疑，妇人打开小铁门，出现一条窄巷。妇人带着我进入窄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