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雯最近怎么样?”她低着头用吸管搅动杯子里的液体，好像提出问题的不是她。我含糊地回答：“还好吧。”

　　“好个屁!”

　　咖啡店快速地安静了三秒。

　　没错，这才是我熟悉的陈兰。我毫不怀疑，如果我继续糊弄她，那杯星冰乐将不会再停留在杯子里。

　　“前几天，我跟她见了一面。”她抬起头，“她情况不好。”

　　“你和她关系很好吗?”我忍不住问道。也许是我过于敏感，我一直觉得吕雯和陈兰之间，有一些微妙的不愉快。

　　陈兰不再搅动杯子里的液体，侧过头望着对面敲打笔记本电脑的人：“你懂什么。”她告诉我，五年前，吕雯家里出了变故。吕雯一个人背着包离开北镇县，到饭店当过服务员，在车展当过车模，现在去了五道口一家酒吧当托儿，也就是“氛围组”。

　　星巴克里人来人往。前台的柜员用黑色马克笔给一只杯子涂字母，客人们有的在盯着电脑，有的在小声谈论自己的生活……这是北京这座城市的常态，大家更关注和自己有关联的人和事。自从上次见面以后，吕雯对我来说已经成为一件珍贵的“回忆”。回忆这种东西是不算数的。它最适合存在于大脑皮层的某个角落，而不是与当下的生活再发生任何关联。陈兰坚持要帮吕雯找份正经工作，我不明白为什么。但是盯着她眯成一条缝儿的眼睛，我勉强答应找家里人想想办法。

　　按照我的理解，陈兰坚持这种事只能是出于两个原因：第一，胜利者的优越感作祟。第二，对于失败者的怜悯。不论出于何种原因，她迸发而出的“济世”热情，都会在时间的消磨中快速熄灭。

　　四

　　可是我没有想到，陈兰真的帮吕雯找了一份工作。

　　三年后，赵兵嘬着吸管咕噜个不停。他还是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说话时让人猜不出哪句是真话，哪句是假话。

　　大学毕业后，赵兵的老爹给了他一笔钱来北京创业。我们因此在初夏的首都会师。

　　赵兵通过微信约我在他租的别墅见面。我按照地址找到一间花园的时候，一个腿毛极浓、面目粗犷的男人正喝着汽水，在摇椅上晒太阳。他冲我挥了挥手，招呼我在旁边躺椅上坐下。尽管已经六七年未见，但是依靠他朋友圈里的自拍，我还是认出了赵兵。

　　花园的草坪刚刚修剪过，残留着一股青草的气息。短暂的叙旧后，他聊起了我、陈兰和吕雯的事。我尽量将视线避开烫金的GUCCI字母，问：“你怎么知道的?”

　　实际上，和陈兰的那一次会面之后，我就没有再同她或吕雯联系。一是因为临近考研，二是不想再和过去发生任何关联。并非是我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或矮人一头，而是实在觉得无话可谈。

　　赵兵戴上墨镜让人看不清面部的表情。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转而讲了一段掐头去尾的故事。

　　陈兰回到学校后，联系上艺术系的一位男老师，借着扶贫的名义帮吕雯在美院的画室找了个助手的职位。吕雯的工作，从在酒吧里推销酒品，变成去画室里搭配染料。具体的工作内容赵兵和我都说不清，但是万幸，吕雯一直没放弃画画。

　　“我说错了一点。并不是陈兰‘借着扶贫的名义’，才帮吕雯找到这份工作，而是情况确实如此。如果有人需要且适合这份工作，吕雯就是其中之一。”

　　八年前，工厂倒闭。买断前，吕雯的父亲给工厂开货车，运送钢材。他至少错过了两次发财机会。

　　第一次机会是工厂濒临破产。货车司机们白天开货车拉钢材，晚上拎起“黄鹤楼”和铁锹。“黄鹤楼”给保安，铁锹掀开黑土，把埋藏起来的钢材从工厂运回家。吕雯的父亲没敢做。第二次机会是工厂宣布破产。一些攒下钱的工人、领导以个人名义将工厂车床打折买回家，自己开起了小作坊。因为面对第一次机会时的懦弱，吕雯的父亲自然而然错过了第二次机会。于是他只能重操旧业。

　　凡是对牛顿第一定律有了解的人，应该都不难明白货车司机这个职业的危险性。吕雯父亲出事的那天是中秋节。浑圆的月亮挂在天上，无数个家庭在黑土地上或喜或哀。吕雯父亲醒来的时候，已经截去双腿。吕雯母亲离开的时候没有人知道。那段时间有太多人挤上一节又一节的绿皮车离开北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