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我10岁。

　　豆 瓣

　　空气是干净的，地上是干净的，到处都很干净。风一吹，树上的黄叶就往下掉，还没有站稳脚跟，就被妇女们用靶子装到了背篼里。地上的青草，刚冒尖泛绿，还没有很好地享受阳光和空气，不是被牛啃了，就是被小孩割了。就连猪牛羊拉下的粪便，还在冒着热气，都被农民们争先恐后地抢到了粪筐里。树叶柴草是家里必需的燃料。青草是猪牛羊的食物。粪便是庄稼的肥料，且可以给自己挣工分。如此一来，大地光秃秃的了，就只剩下庄稼和一些树木还在空气中孤独地摇摆。

　　同样干净的还有大家的一日三餐。说是三餐，其实，很多家庭都是吃两餐的。特别是家里的小孩子和老人，都在约定俗成地吃两餐，吃三餐的只有家里的男劳力，他们必须要有足够的体力和精神，才能挣回度日的工分。

　　响水公社石涧大队的地和人尤其干净。地干净就不说了，整个公社或者周边公社，都差不多。人呢?干净可以在穿着和餐桌上看出来。穿的，一年四季都是那一身，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样看来，基本上没有什么当家衣服。稍好的那件，就是逢年过节、走亲戚吃酒参加重大活动时，还是那一身轮流着穿。

　　大哥不说二哥，全都差不多。没有人笑话谁。穿戴虽然五花八门，长年累月的当家衣服，就成了家里的标志性服饰。应该说，说“单一”比干净更加恰当。比较统一的是脚，基本上都是光脚板。穿得起鞋的甚少，长年累月地赤脚，脚板宽大、脚趾有力，当然也造就了很多“实心脚板”，这样的脚板，是不能去当兵的。每到人群聚集的时候，再干净的地面，都会被各种稀泥巴弄得如冬水田，满地泥浆、满地脚板印。没有人认为有什么不妥，习以为常，无人抱怨。

　　最干净的要数餐桌。主食是红苕稀饭或者红苕干饭，红苕多米少，稀饭清汤寡水，干饭中少得可怜的米粒掩映在红苕中。红苕干饭不是随便吃的，“闲时吃稀、忙时吃干”，大家约定俗成地遵守着这一定律。下饭菜是泡萝卜、泡青菜、泡海椒以及萝卜叶子、青菜叶子做的干盐菜，最好的当属大头菜……

　　每年的七八月，就是妇女们最忙碌的季节。她们要挣工分，要张罗一家大小的一日三餐，要缝缝补补，还要喂猪喂鸭喂鸡喂牛，最紧要的事情就是做盐菜，盐菜，又称咸菜。她们把萝卜叶子、青菜叶子洗净晾干，待干透后，再加水清洗，再晾干水汽，然后切碎，加上盐、海椒面搅匀装坛，几个月后，就成了下饭的咸菜。只有条件好的家庭，才在用餐的时候，把咸菜用少量的油炒一炒，如果加上油渣，这样的咸菜，就算待客，也是上品。

　　每到吃饭时间，大家都爱聚集在一起。聚在街沿上或聚在坝子里或站或蹲，只听得“呼哧呼哧”的吃饭声音和“嘎吱嘎吱”咀嚼咸菜的声音，没有统一要求，吃得却惊人的一致。萝卜叶子、青菜叶子是一成不变的，不用看，闻着味道就知道。不用看，也知道哪家的咸菜是用油炒过的，那带油的香味，可以盖过一切味道。为此，常有一些人，端着饭碗往油炒咸菜的人身边靠，期待着互相匀一勺咸菜尝鲜。

　　可以说，谁家条件怎么样，不用去看他家的猪圈、鸡鸭，也不用去看粮仓，粮仓都差不多，分下来的粮食，当宝贝一样地守着，就连人人喊打的耗子也没有办法，它们闻着粮食的味道干瞪眼，只能狠狠地咬粮仓的木头来解气。随便去哪家看看，被耗子咬过的地方，都带着血迹，甚至还有耗子的断牙，可见，为了一口粮食，耗子也是拼了。婚嫁不用调查走访，看一下下饭菜就知道。下饭菜的好坏，既是家庭条件的象征，也是检验这家人会不会过日子的凭证。

　　再普遍的现象，都是有例外的。这个例外，就是我们家。我父亲是人民教师，太阳晒不着、雨水淋不着，还有供应粮和固定工资，农村而言，这样“半工半农”的家庭，就有鹤立鸡群的意思了。每到一个月开供应粮的时候，很多社员就找到我父亲，希望开一斤或者两斤面条。

　　我们石涧大队主要产的是水稻、红苕、玉米，根本不种小麦。一是小麦产量低，二是种植小麦费工费时。因此，面条就显得尤为金贵。只有在过年过节或者来了贵客的时候，才煮一大碗面条出来作为下酒菜或者下饭菜。社员们需要面条没有其他途径和办法，就用稻米或者玉米到我家来换。我父亲的供应粮中，每个月可以开3斤面条或者面粉。有的社员为了吃面条，甚至到了不管不顾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