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义正君而无害于国，可谓大臣矣。

　　天下不幸而无明君，使小人执其权，当此之时，天下之忠臣义士莫不欲奋臂而击之。夫小人者，必先得于其君而自固于天下，是故法不可击。击之而不胜身死，其祸止于一身。击之而胜，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诛其侧之恶人，谓之叛。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是也。

　　世之君子，将有志于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计其后而为可居之功，其济不济则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君不诛而吾诛之，则是侵君之权，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已侵君之权，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尝有也。国之有小人，犹人之有瘿1。人之瘿，必生于颈而附于咽，是以不可去。有贱丈夫者，不胜其忿而决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汉之亡，唐之灭，由此之故也。自桓、灵之后，至于献帝，天下之权，归于内竖，贤人君子，进不容于朝，退不容于野，天下之怒，可谓极矣。当此之时，议者以为天下之患独在宦官，宦官去则天下无事，然窦武、何进之徒击之不胜，止于身死，袁绍击之而胜，汉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类此。自辅国、元振之后，天子之废立，听于宦官。当此之时，士大夫之论，亦惟宦官之为去也。然而李训、郑注、元载之徒，击之不胜，止于身死，至于崔昌遐击之而胜，唐亦以亡。

　　方其未去也，是累然者2瘿而已矣。及其既去，则溃裂四出，而继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权，而不可居之功也。且为人臣而不顾其君，捐其身于一决，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则为袁、为崔，败则为何、窦，为训、注。然则忠臣义士，亦奚取于此哉?夫窦武、何进之亡，天下悲之，以为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将何以居之。故曰：以义正君而无害于国，可谓大臣矣。

　　1瘿：ying，颈部的囊状瘤子。

　　2累然者：使人劳累、痛苦。

　　苏轼这篇文章与前面那篇《正统论》似乎有些相关的东西，正统是就国家政权而言、国家思想而言，而这里的大臣就更加侧重于国家政权了。并且从前面我们读一些文章看得出来，过去的文人其实都是非常关心这样一些问题的，他们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所谈论的、所思考的、所写作的，就都是这样一些问题，那么就如同前面苏洵论述了一些列有关国家治理的策略一样，这里苏轼也是这样，写了一系列他所思考的有关国家治理的话题，从这些之中，我们能看出过去文人思考的集中点。苏轼在这篇文章中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大臣来说，一定要做到“以义正君而无害于国”。苏轼认为作为一个大臣，难就难在“天下不幸而无明君，使小人执其权”的时候。作者认为，在这个特定环境下，单是做一个“忠臣义士”是不够的，一定要处理好“以义正君”和“无害于国”的关系，面对昏君当朝，小人执政，“天下的忠臣义士莫不欲奋臂而击之”。并且说如果“世之君子”能够“先计其后而为可居之功”，那么“济不济则命也”，如果“功成而天下安之”。相反地，如果对于擅权的小人，君王没有下令让你去除掉他们，你却去除掉他们，这叫做“侵君之权”，这样的“功”不叫功，自然也是“不可居”的。我们知道既然过去的读书人是为了做官，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么一旦他真的而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做官了，那么就意味着他要如何来对待自己所取得的这个位子，该在这个位置上究竟要做些什么才能真正算是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这就是苏轼这篇文章所要关心的话题。这些也是我们在阅读时应该注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