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用于秦，变法定令，行之十年，秦人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秦人富强，天子致胙1于孝公，诸侯毕贺。

　　苏子曰：此皆战国之游士邪说诡论，而司马迁于大道，取以为史。吾尝以为迁有大罪二，其先黄老后六经，退处士进奸雄，盖其小小者耳。所谓大罪二，则论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独甘心焉，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甚者则名实皆宗之，庶几其成功2，此司马迁之罪也。

　　秦固天下之强国，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为声色畋游之所败，虽微商鞅，有不富强乎?秦之所以富强者，孝公敦本力穑之效，非鞅流血刻骨3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见疾于民4，如豺虎毒药，一夫作难，而子孙无遗种，则鞅实使之。至于桑弘羊，斗筲之才，穿窬之智5，无足言者。而迁之言曰“不加赋而上用足。”善乎，司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譬如雨泽，夏涝则秋旱。不加赋而上用足，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也。”二子之名在天下，如蛆蝇粪秽也，言之则污口舌，书之则污简牍;二子之术，用于世者，灭国残民，覆族亡躯者，相踵也。而世主独甘心焉，何哉?乐其言之便己也。

　　夫尧、舜、禹、汤，世主之父师也。谏臣弼士6，世主之药石也。恭敬慈俭，勤劳忧畏，世主之绳约也。今使世主日临父师而亲药石，履绳约，非其所乐也。故为商鞅、桑弘羊之术者，必先鄙尧笑舜而陋禹也。曰：所谓贤主者，专以天下适己而已7。此世主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

　　世有食钟乳、乌啄而纵酒色以求长年者，盖始于何晏8。晏少而富贵，故服寒食散以济其欲，无足怪者。彼之所为，足以杀身灭族者，日相继也，得死于服寒食散，岂不幸哉!而吾独何为效之9。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呕血10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术破国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终不悟者，乐其言之美便，而忘其祸之惨烈也。

　　1天子致胙：天子致礼表示嘉奖。

　　2庶几其成功：差不多要成功了。

　　3流血刻骨：残暴不仁。

　　4见疾于民：被百姓痛恨。

　　5斗筲之才，穿窬之智：微薄的才能。

　　6谏臣弼士：进谏的大臣和才德的官员。

　　7专以天下适己而已：只拿天下来满足自己的欲望。

　　8何晏：

　　9吾独何为效之：我为什么要学习他呢?

　　10服寒食散疽背呕血：吃寒食散的人身上长疮还吐血。

　　苏轼在文章中对商鞅变法是全面否定的，他认为司马迁在《史记》里肯定商鞅变法有功绩，是司马迁的一大罪过。苏轼也承认孝公用商鞅时期，秦国确实富强了。但也认为这是秦孝公“敦本力穑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我们来看看。这个商鞅，他是大约出生于公元前三百九十五年，而去世于公元前三百三十八年，他是卫国，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安阳市内黄梁庄镇一带的人，而且他还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也是先秦法家的一个代表人物。当年商鞅应秦孝公求贤令入秦，说服秦孝公变法图强。孝公死后，商鞅受到了秦国贵族的诬害，还有秦惠文王的猜忌，于是就被车裂而死了。他在秦国执政二十余年，使得秦国大治，历史上称他在秦国的改革为“商鞅变法”，使得秦国长期凌驾于山东六国之上，不过他自己最后还是死于这个新法。原因就在于这个法太过暴虐了，简直到了刻骨的地步，所以百姓对他的憎恨以及对秦王朝的憎恨自然也就到了刻骨的地步。司马迁在史书中说由于变法，秦国“不加赋而上用足。”苏轼认为是无稽之谈。他引用司马光的话来驳斥说：“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譬如雨泽，夏涝则秋旱。不加赋而上用足，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也。”这个评论确有一定道理。接着苏轼对司马迁肯定的商鞅、桑弘羊极力贬斥说。从这篇文章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苏轼对于商鞅和桑弘羊都是非常憎恶的，原因就在于一个用法家治国，治到了百姓对他恨之入骨的地步，这可想而知这种法再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另一个实行新经济政策，使得盗贼半天下，这样的政策当然是与民对立的了，所以苏轼要极力地反对他们。这是我们在阅读时应该注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