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铃响的时候我知道是道春来了，但我不能去为他开门，我牙痛，我得躺在床上。如果不是我牙痛，他肯定不会上我们家。我的牙齿已经痛了好多天了，道春是牙医，他有一个牙科诊所，更重要的是他还是我最小的一个姑丈。当然我从来没有这么称呼过他，就像我从来就没有以病人的身份去过他的诊所。然而，那个诊所我是知道的。

　　妻子去打开门。他是空着手来的，妻子没有将他当成医生，就算他搬着自己的诊所过来，但他一定是带着什么来的。他的头发有点卷儿，眼睛眯眯的，嘴角两边往下拉，永远都是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他来到我的床前。我还是更加愿意将他当成医生。在他没有让我张开嘴的时候，我已经将嘴巴张开了。

　　“左边最里面那颗臼牙，”他根本就没有看我张开的嘴巴，“那上面有个龋洞。”

　　我知道他是不愿意看到我嘴巴里面那些丑陋的牙齿。他在第一次让我张开嘴巴时就领教过了。他说自己从来就没见到过如此吓人的牙齿，那些牙齿就像是魔鬼的獠牙般张牙舞爪，没有一颗是整齐规矩的。他说，我是牙医。我见到过多少牙齿呀，但如你这样的牙齿还是第一次见到。我告诉他，没有办法，我是个孤儿。我的意思是从来就没有大人关注过我的牙齿。我后悔了，我不应该让他看到我口腔里面的一切，不只是牙齿，人身体里面的一切都不应该示人。那时他已经与我的小姑姑结婚了，多少知道了一点儿我的身世，但更多的事情是他不知道的。

　　母亲走得太早，我也很少与父亲待在一起。父亲生前在师范学校就职。那所学校在一个叫北固山的地方，而我的小学校在天主教堂边上。我大部分时间是住校，周末会与小阳一起回到北固山。小阳的父亲是师范学校的书记，我父亲是校长。从天主教堂到北固山要穿过一条热闹的老街。小阳比我大几岁，所以我一直跟着他。那天出门前我对他说我的一颗牙齿晃动好几天了，但我怕疼不敢拔。小阳说这很简单。他不知从什么地方找来一根白色的线，让我张开嘴，将线的一头系在我晃动的牙齿上，然后叫我闭上眼。我觉得脑门上被谁猛的击了一掌。我睁开眼，看到我那颗晃动的牙齿已经在他手上的白线上了。他将那颗牙齿装进我的衣袋并对我说，你这是上面的牙齿，所以必须带回家扔在床底下，这样才会长出新牙齿，如果是下面的，就得扔在房顶。我说，新牙已经长出来了。我张开嘴巴让他看已经长出来的新牙。他说，完了，这牙齿肯定是长歪了。歪了就歪了吧，我不在乎。

　　那次周末放学，小阳带着我在老街上逛并不急着回家。他说，我们去偷牙齿吧。我听大人们说过象牙，是非常贵重值钱的东西。于是内心充满了紧张与兴奋。我跟着他拐进另外一条街，那条街更加古老，走着走着就看到一幢三层的古老建筑，我知道那叫古楼。出了这古楼就是一条江，江上有一座浮桥，差不多也就出城了。街上有许多挑着担背着麻袋的人，他们往往是从浮桥那边过来的农民。就在那城楼下面的一个小铺子前，我看到了一面黄色锦旗，写着一个大大的“牙”字，牙字边上还写着“陈氏”。而店铺是用八块玻璃构成的窗。上面写着“冬临牙科”，每个字占着一块玻璃，是写在中间四块玻璃上面，两边各有两块玻璃是空着的，从这些空隙之间看进去，有台面，台面上放着各种药瓶工具，还可以看到一把转椅，上面坐着的人总是仰着头张着嘴，穿白大褂的大多时间是背对着窗户。边上有一排长条椅，上面坐满了人。叮咚。我们会听到清脆的声音。是牙齿，小阳说。他拉着我悄悄地溜进去，但又从后面的一个门出来。那是一个园子，种着一些花草，围墙上爬满了藤，上面结着一个一个青色的果子。小阳走到墙角，那边有一个白色的塑料桶，里面装满了牙齿。小阳过去抓了一把装进衣袋。我学着他的样子抓了一把也装进衣袋。然后，我们像没事人一样从原路出来。星期一，我们将这些牙齿带进了学校。下课后我们被所有的同学围住了。小阳掏出衣袋里面的牙齿，那些牙齿有长有短有大有小，颜色也不一样，有白有黄甚至还有黑色的。小阳告诉同学，这就是传说中的象牙。他一本正经地说，这黄色的是中国象的牙齿，黑色的是非洲象的牙齿，而白色的是欧洲象的牙齿。我也掏出衣袋里面的牙齿，那里面肯定有我刚拔下来的那颗，但已经分不清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我和小阳成了同学们羡慕追捧的对象。我们会根据友谊程度来分配牙齿，而友谊程度是以对方从家里面带来了什么交换的物件判定的。我们经常会去那家冬临牙科去补充所谓的象牙。诊所里面来拔牙的人总是很多。医生有两个，一个有点老，另外一个有点小。老的头发胡子都斑白了，而小的还没长出胡子，如果不穿上白大褂，没有人会把他当成医生，但他拔起牙来一点儿也不含糊，那把钳子在他手上远比在老医生手上来得干净利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