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阴郁的天空，纷纷扬扬、没完没了地飘着雪花。远山、树木和建筑都被大雪覆盖，世界一片银白。

　　2022年1月11日的太阳还没有出来，稀稀拉拉的几颗寒星，有气无力地挂在天上，发出瑟缩的光芒。凌晨在此地被称为“鬼呲牙”，寒冷异常，滴水成冰、吐气成霜。

　　小弟穿着崭新的羽绒大衣，静静地躺在木板上。我似乎看到他的眼角有一滴眼泪，不知是对这个世界的不舍和留恋，还是对命运最后的一丝不甘和抗争。楼下的灵车已经等在那里，即将把他带到永恒的黑暗。

　　小弟的妻子抚尸痛哭，撕心裂肺地对小弟倾诉：“你一辈子在外边奔波，没在家待几天，刚刚买了房子，你却走了，你这一辈子，太苦了……”

　　众人凄然无语。我形同槁木，心如刀绞。

　　从市区开往殡仪馆的公路空空荡荡。汽车的轮胎碾压在皑皑的白雪上，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响声，仿佛从我的心上碾过。

　　在这条路上，我送走了母亲、父亲和妹妹，这次是小弟。路上有一座小石桥，它目睹了权贵们浩浩荡荡的送殡队伍，也阅尽了孤苦人家的伤心和凄凉。小石桥啊，你能挑得起人世间多少苦难和悲怆?小石桥从不回答，也从不动容。

　　小弟曾对我撂过“狠话”，还自称为“恶人”。然而，这条路虽然很长，却没有我对小弟的怀念更为漫长。大悲无泪，大恸无声。我只想让时光把我的思念酿成一杯伤感而温暖的苦酒，然后慢慢地缅怀和回味我们一起走过的时光和人生。

　　二

　　小弟退休后闲不住，从黑龙江辗转山东，后来到了吉林长春。我女儿介绍他到一所培训学校做勤杂工。他的任劳任怨和认真负责，赢得了师生的好评和尊重。有了二千多元的收入，他很满足。他是个容易满足的人。

　　后来，我女儿发现他明显消瘦，就动员他到医院去检查。或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吧，他一直拖着。我女儿在医大一院为他预交了一千元，要他去做全面体检。他只进行了简单的检查，将剩余的六百元交还了我女儿。我埋怨他，他却说：“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明明不仅是你闺女，也是我侄女。她多累呀，贪黑起早挣那点钱，够难的啦。你不在意，我还心疼呢!”

　　一周后医大一院的体检报告出来了。血液筛查和超声波显示，腹部有个肿瘤，疑似肝癌。五雷轰顶，始料不及，我们都蒙了。好在是“疑似”，尚有一线希望。事情发生在2021年7月9日，星期五。那是炎炎夏日一个燥热的上午。

　　小弟却出奇地平静。在大家的劝说下，他辞去了培训学校的工作，回到了黑龙江省的一个县级市铁力。那里有他的妻子、儿子和孙子，那是他的家。铁力市的医院建议小弟到省城哈尔滨去确诊。他独自一人来到哈市，住进一家没有窗户小旅馆的房间里。电话信号不好，他只好跑到大街上接听我的电话。他说，哈医大肿瘤医院因没有家属陪同不给挂号，“大力是玻璃饭碗，打了咋办?我没让他来。”大力是他儿子，在一家公司开货车。第三天哈医大确诊了。所有不幸的数字和影像资料都到齐了，明确而残忍地宣布：肝癌晚期。如不想办法，只有半年或更短的存活期。

　　癌症像一只躲藏在黑暗中的野兽，用它阴森而恐怖的眼睛盯着小弟，随时准备扑过来将他带走。小弟六十八岁，辛苦操劳了一生，熬到退休才相对稳定下来，却遭此大难，我感到天崩地裂，无法接受。冷静下来后，我劝他到北京、上海去治疗，却被他毫不含糊地拒绝了。他说，大哥，我哪也不去，也不用打针吃药，花那么多冤枉钱也就是多活几天，最后还是人财两空。我意已决，不要再劝了。

　　我知道，小弟不愿意把家里那点积攒了一辈子的血汗钱烧光，更不愿意连累任何人。遇事的冷静和理性，是他性格的底色，而善良的天性又使他时时处处为别人着想。这或许跟“伟大”不沾边，但一生特别是在生死关头能够这样，也不是谁都可以做到的。

　　三

　　我每天都在微信里观察小弟的行动。他还在坚持散步，不过每天的步数都在减少。他一直注意个人卫生和身体保健，每天生吃洋葱和蒜瓣，虽然抽烟，每次只抽半支;尽管喝酒，却能节制。从不暴饮暴食，每顿饭只吃到八分饱。每天都坚持快走万步以上，风雨不误。他是个珍惜生命、热爱生活的人。

　　小弟还是一个心存感恩并大声说出这种感恩的人。去年春节过年，我女儿为他买了一件长款羽绒服，他颇为得意地和我开玩笑，这是明明孝敬他老叔的，羡慕吗?要不，借你穿两天?他的羽绒服故事，几乎传遍了亲友，我女儿听说后，赶忙制止。

　　小弟更是一个刚强而自尊的人。为父母在家乡买墓地时，由于我的经济条件好于弟妹，于是提出由我独自出资。争执到最后，我还是没有拗过小弟，接受了他的那份钱。

　　小弟被人请吃饭时能够婉拒的他一概不去，必须出席的他也时时记着“回请”，几乎成了一桩心事。他选择的饭店一定要非常非常地“接地气”，例如“四元拉面”之类的大排挡。他的真诚和热情帮助了他，粗茶淡饭竟吃出了大酒店的味道，同时也维护了他与生俱来的尊严。

　　小弟的感恩和自尊不是刻意为之而是发自内心的。区别在于前者他选择说出来，后者则从不流露，也许是下意识的“应该如此”或“必须这样”吧。

　　我的外孙女苏玄负笈英伦求学，临行前他在四海饭店隆重地为她饯行，然而，他只喝了一点酒就难以为继了。后来才明白，潜伏在肝区的病魔已经张开了血盆大口，露出了狰狞的獠牙，发出了低沉的警告。他的热情和深情，变成了我们发自内心的痛和永远的记忆。

　　小弟总说自己“啥也不是，大老粗一个”，深知自己的“斤两”，因而一生低调、谦虚、谦卑。他从不羡慕权贵，更不懂、也不会攀高结贵，并且自觉或不自觉地远离几乎所有人都难以摆脱的怪物、魔鬼——妒嫉。

　　绝境中的小弟使我牵肠挂肚，每次打电话时，反倒是他来宽慰我：“还是那样，没事，放心吧。”有一次他在电话里问我“小黄”怎么样了?有没有人照顾它?“小黄”原是我女儿从街上捡回的一只流浪狗。抱回来后，小弟给它清洗干净，黄色的身躯娇小玲珑，招人喜爱，从此它就被称为“小黄”。小弟精心地照料它，它也很乖并且善解人意。每当早晚小弟带它出去散步时，它都兴奋得又跑又跳，围绕着小弟撒欢，亲昵。有一次我去看小弟，“小黄”趴在小弟为它准备的毯子上，眼光温和、柔弱、无助而凄楚，使人顿生怜惜。我准备过几天到培训学校去看看这只小生灵。

　　小弟越是平静如水，我越是心如刀割、寝食难安，经常用抽烟来缓解焦虑。在袅袅的烟雾中，我似乎看到了时间，很远很远的时间陆续向我走来。

　　四

　　我们兄弟三人。我是兄长，九岁离家跑到省城长春去读书。二弟、小弟和妹妹则与父母在家。我的家乡是松辽平原上的一个村庄。几间土坯房建在一个废旧的窑址前面，房后种有十数棵樱桃树和杏树。每到春天，粉红色的樱花和洁白的杏花便绽满枝头，淡淡的幽香和贫困的生活一样，人们习以为常，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

　　小弟在村小读书，品学兼优，从小懂事，孝敬父母，总是想方设法帮助他们分担生活的重压。每年樱桃和杏子成熟后，小弟便一颗一颗地摘下来，小心翼翼地摆放在篮子里，盖上南瓜秧的大叶子，挑起来走村串乡去叫卖。庄户人家没钱，没钱的妈妈或疼爱孙儿的奶奶便会拿出仍然温热的鸡蛋，换来嫩红的樱桃或金黄的杏子，给娃儿们一个天大的惊喜。小弟把鸡蛋挑回来，卖给供销社，然后一分钱不差地将钱交给妈妈。有了这些散碎的票子，妈妈的心里就有底了，上秋时腌菜买盐的钱就算有了着落。

　　这就是小弟的童年和少年。没有糖果，没有玩具，没有生日蛋糕，更没有歌声和宠爱。他的开心就是拿到了一百分的考试卷子，他的奖章就是看到妈妈对他夸奖时的笑容。

　　小弟小学毕业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席卷中国。通过读书改变命运是农家子弟的唯一通道。现在，这个通道被蛮横地堵死了。学业从此结束，一生的命运亦从此被定格。

　　即使在农村，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也不甘寂寞，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中尽情地扑腾翻滚。小弟却心如止水，置身事外，既没有当“红小兵”，也没有骄傲地戴上“红卫兵”的臂章。他以“半拉子”的身份开始在生产队干活。每天挣点工分也就是几毛钱吧，帮衬家里。

　　就这样打发了自己的青春和人生，小弟心有不甘。当然，这种“不甘”，是经过血汗磨砺的现实和缓慢而凝滞时间的发酵，才逐渐变得清晰明确的。小弟要脱离土地和稼穑，寻找不一样的活法，他要改变。远方辐射出了强大的磁力，构成了坚不可摧的感召。小弟提出要搬家。父母对此大惊亦不解，几辈子都是在这里过来的，怎么能离开呢?小弟不吃不喝也不去生产队干活，他用这种“冷暴力”，表达自己的倔强和决心。父母最终没能拧过小弟。准确地说，是深沉而强大的爱，使两位老人迁就了小弟的执着。

　　家人和小弟选择的是黑龙江省铁力县。那里有一位家族的“远房”亲戚。遥远的深山老林，恶劣的自然条件，艰苦的生活环境，很少有人“飞蛾扑火”。然而，正因为远、因为偏、因为冷、因为苦，解决城镇户口便会相对宽松。与贫穷的家乡相比，远方虽然是虚幻甚至藏着凶险，但它会开启人生的另一行书写。“另一行”也许就是万里江山。燃烧的希望之火，使小弟义无反顾。

　　就这样，父亲、母亲、妹妹、小弟和二弟一家三口，离开了几代人赖以生存的家乡，带着捆绑的被褥和衣物，带着五味杂陈的坛坛罐罐，带着舍不得扔下的几只鸡和鸭，穿着妈妈做的布鞋或已经破旧的胶鞋，1971年11月8日，他们告别了住了几代人的老屋，告别了留给乡亲们笨拙的农具和老迈的果树，告别了西下洼的湖水和蛙鸣，告别了乡亲们粗糙而憨厚的笑脸，告别了纷乱往日里的大爱大恨和歌哭笑骂，隆重而凄然地上路了。

　　我一直有一个隐秘的疑惑：小弟和亲人们的背井离乡是否与我有关?“文革”中，我是一名二十多岁的高中语文教师，造反派像对待逃亡地主那样，将我押解回乡，在全村乡亲们面前批斗，历数我的“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行”。这种空前而巨大的残忍和不堪，对小弟、二弟和父母有何影响?他们的心理是否从此种下了挥之不去的羞耻和阴影?我从未问过。小弟也从未说过，所有的亲人也从未提起过。

　　小弟和亲人把理解、体贴和尊严默默地给了我，也将宽容和自尊无言地留给了自己。一种难以言说的愧疚，像鞭子一样抽响在我人生下半场的时光里。

　　五

　　“新冠”病毒肆虐全球，中国也难独善其身。到处封城、封区、封村、封社区，风声鹤唳，人心惶惶。我与小弟身处两省，来往多受阻碍。行路难，难于上青天。不过，我和老伴、二弟还是想方设法，两次成行去铁力看望小弟。

　　小弟一如既往地安详和平静。吃饭时，尽管他已滴酒不沾，还是热情地劝我和二弟喝酒，强调要“喝好”“喝透”。他还微笑着劝慰我们：“我没什么感觉，也不怎么疼。没事。疫情这么紧张，不用来了。”看着他那苦涩的笑容，我心像针扎般难受。小弟的脸庞上皱纹纵横，沟壑深重。他那双朴实而善良的眼睛时而注视着我们，时而凝视着缥缈的远方。他很少吃东西，只是疲惫却又强颜欢笑地陪伴我们。

　　小弟再次问起了“小黄”。小弟离校后，“小黄”就奇异地失踪了，至今杳无消息。我岔开了话题，没把这个哀伤的故事告诉小弟。

　　小弟退休后，到处找活儿干。有那么一段时间，他在长春北四环附近兑了一家小旅店，虽然挣不到几个钱，却很高兴。每周日，我和老伴以及二弟就相约前往。一进门，鸡块炖土豆浓郁的香味和小弟的热情款待便使我们沉醉了。我们缅怀儿时无忧无虑的往事，回忆走过来每一步的艰难历程，感恩父母亲人和遇到的贵人和好人，也针砭一些忘恩负义的“白眼狼”或不知廉耻的小人。散装的劣质白酒，在我们“每周一歌”的畅饮中，竟成佳酿，千杯不醉。

　　这种“幸福时光”持续了两三年，终因小旅店亏损出让了事。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两件事，刀刻斧凿般镌刻在我的记忆中，至今难以释怀。

　　小弟不止一次地在酒桌上说，咱们哥仨，我最显老，我肯定要走在大哥和二哥前面。我和二弟都连说，不可能，怎么可能?你最小，还注重锻炼和保健，而且刚刚安顿下来，神明不会收留你的。他并不争辩，只是抿嘴苦笑，不再说什么。孰料竟然一语成谶。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间悲剧，真的就拉开了黑色的大幕。

　　有一次——只有一次，小弟静静地看着我，郑重地说，我有毛病，大哥二哥批评我，都是对我好。我今天给大哥提一条，你是兄长，我觉得你没有尽到你该尽的责任。一向温良谦和的小弟，毫无掩饰撂下这等“狠话”，使我震惊，同时感到从未有过的难堪。虽然受到“冒犯”因而不悦，但我还算平静地质疑道，太笼统了，说具体点，好吗?小弟喝了一口酒，张张嘴又闭上了，低下头，沉然无语。二弟赶忙“圆场”，乌云很快散去，太阳重回大地，我们又无所顾忌地谈天说地，臧否人物，共话桑麻。

　　事后我们再没有涉及这个话题。就像完全忘记了，也像它压根就没发生过。不过，它真真切切地发生过，我也实实在在地难以忘却。我一直在苦思冥想，努力破解小弟留给我的疑问和困惑：如何做兄长?怎样尽到兄长的责任?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从空前混乱、破败和荒芜中重新出发，大动荡、大变革中涌现了很多机会、变数和人间奇迹。那是一个令人无限缅怀和神往的伟大时代。小学毕业生通过自学最终考上中专或大学的事例并非传说，农家子弟到城里打工通过自身努力或借助外力而改变命运的佳话也时有发生。

　　我作为一个教书匠混迹于社会，与权力不沾边，也没有任何“有用”的人脉，还是个穷措大。然而，在热气腾腾的时代里，我也不甘寂寞，也想改变。跟头把式地挣扎，磕磕绊绊地前行。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说到底，是为自己，为自己的小家和子女。此外的一切，包括小弟的前程，是不是就都显得虚幻而模糊了?在小弟人生的关键时刻，我几乎就是一个旁观者，总是以“爱莫能助”来宽慰并麻痹自己。在痛苦的反思中，我渐渐意识到，我是个自私的人。是的，作为人生角逐场的弱者，我没有实力和能力帮助小弟改变命运，这或可原宥。然而，我为小弟做过虽然失败却一次又一次的努力了吗?我为此而辗转反侧、殚精竭虑过吗?扪心自问，我没有做到。这是不可原谅的。

　　人到晚境，经常反躬自省，叩问良知：我做到“仰不愧天，俯不愧地”了吗?结论应该留给时间和他者。然而，我要对天和地说，我对不住自己的胞弟。我既没有很好地尽力，也没有到位地尽思。拷问灵魂的鞭打声划破每一个难以入眠的夜晚。

　　世间真的没有后悔药吗?未必。我以为，把自己真实的反思和诚恳的愧疚说出来，能不能得到对方的原谅是一回事，自己的灵魂从此不再忍受煎熬，可以稍安，不就是一剂后悔的良药吗?我不知道我的想法与小弟所说的“责任”是不是一回事，但我要把这一切原原本本地面告小弟。然而，这些话一直憋在心里，而且一拖再拖。直面自己的心里阴影并把它大声地说出来，是需要勇气的。小弟罹患重病后，我痛下决心，一定要尽快完成这个疼痛的夙愿。

　　最后一次见到小弟时，他已卧床，骨瘦如柴，纸一样的皮肤松松垮垮地搭在骨头上，人已“脱相”，持续的疼痛折磨着他，不断地发抖抽搐。一阵哀痛滚过心头，我握住了他的手，他的泪水无声地流下来，点点滴滴地汪在横七竖八的皱纹里，闪烁着晶莹的微光。我无法抑制自己，一下子泣不成声，二弟则嚎啕痛哭起来……

　　一周后小弟便撒手人寰，与我从此阴阳两隔。他到底也没有听到我的忏悔。关键的时刻，我还是个懦弱的人。

　　六

　　搬迁到黑龙江省铁力后，小弟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或者说，干的都是苦活和累活。开始在林业局贮木场抬圆木，几年下来，腰压坏了，求医找药半年多才能正常生活和工作。接着到运输社赶马车，运输社升级为运输公司后，他开始驾驶载重汽车。退休后开过小饭店、小旅店、企业设备的看守，人生的最后一站是在长春做校役。

　　小弟始终处于社会底层，被生活挤压揉搓，流着汗，含着泪，渗着血，一个人独自体会自己的人生。我并没有真正走进小弟的内心世界，但我知道，很多人都渴望改变命运。小弟也有自己的梦，梦中有躁动有不安，对改变有着谜一样的好奇和永恒的向往。卑微的人生，就是这样由一个又一个对改变的追逐然后是失望接着又是追逐的往复循环吧。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千千万万劳苦大众的悲哀无奈和难以改变的宿命?

　　时代的大潮有起也有伏，小弟们的命运却是一条不变的直线，只能在泥泞的谷底里挣扎跋涉。

　　小弟一辈子干得最多、时间最长的工作是货运司机。他的一生都在奔跑，追求时间和效益，追求速度和多拉快跑，追求信守合同让客户满意，也追求自己的腰包鼓一点儿再鼓一点儿。他不断地离开又不断地出发，只要在路上，就不能停。身后仿佛有支鞭子，晃动的鞭影使他披星戴月，玩命地追求奔跑。

　　无论是求生还是谋生，小弟都能竭尽全力，吃苦耐旁，心里装着良知、公平和他人。如果车载的是水果、蔬菜，他就会争分夺秒、昼夜兼程，经常提前交货，客户很受感动。路上饿了渴了，他也决不动车上的东西，货主拿给他，他也婉拒。他的自律和慎独，在业界留下了好名声，赢得了客户的放心和尊重。

　　小弟的生活十分节俭，吃最简单的饭，抽最便宜的烟，住最差的小旅馆，有时干脆就睡在车上。小弟跑遍了华夏神州，可是当我和他谈起这里或那里的风景名胜时，他却一脸茫然，然后实话实说，“跑车的”到哪都是“过路神仙”，有空儿还睡觉呢，哪有心思扯闲篇啊!游山玩水是你们的事，跟我们这些大老粗无关!

　　常年在外，面对难熬的孤独和寂寞、躁动的荷尔蒙以及路边店花花绿绿的诱惑。小弟却能克制欲望，洁身自好，白璧无瑕。是宗教给了小弟力量，还是良知赋予的道德，遏制了自然迸发的感情，而发自内心的信仰和仁慈天性的引导，则使他臻于超尘脱凡的境界，在本质上接近了宗教的精髓。

　　辛辛苦苦干了四十多年，熬到了退休年龄，小弟终于从漫长的公路上走下来了。听信一位亲戚介绍，他跑到河北高阳，加盟了一家私企。他总是以自己的善意揣度天下人。不幸的是，不久这家企业就破产了，一生积蓄的血汗钱，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便打了水漂，瞬间化为乌有。他虽然懊悔自己的轻信和无知，却不接受亲友们起诉老板的建议，他欲哭无泪地说，人家也不是有意骗我，再说老板已经倾家荡产，我还能投井下石、赶尽杀绝吗?

　　善良和宽厚的另一面，比如软弱、忍耐以及缺乏在大风大浪中驾驭生活的能力，是不是小弟性格和人生的短板?我没有与他讨论，也永远无法与他讨论了。

　　在小弟坎坷的一生中，有几位至交好友，都是一生的托付。憨厚的邢君子，快人快语的陈广新，交心而仗义的发小徐超，我都曾不止一次地见过，为他们的真情、温暖和友爱而感动。他们却说，你弟比我们做的更好，他是个可交的人。

　　对朋友如此，对亲人更是如此。在“文革”动乱的年月里，为了贴补家用，我妻到哈尔滨准备帮人做衣服。小弟知道后，就把家里的缝纫机拆开，从铁力坐火车送到了哈市。因为机器很重又不好拿，下火车后走在路上狠狠地摔了一跤，脸上出了血，膝盖磕坏了，衣服也撕破了。我妻见状很不好意思，他却羞涩地抱歉说，都怪我，太笨了。我妻为他补好衣服，他则把自己洗涮得干干净净。无论干多苦多累多脏的活儿，小弟都不忘以干净清爽示人。从里到外，干干净净，是他的习惯，也是他一辈子的坚守。

　　小弟并不笨，笨的人是我。小弟有一段时间与我同居长春。我家的灯线折了，锁头坏了，水龙头不出水了，诸如此类的“技术活”，我都束手无策。于是一个电话打过去，与小弟相约几点几分来我家。不管是阴晴雨雪，还是酷暑严寒，小弟都会准时出现。从不迟到，早到也不会超过五分钟。我想，这大概与他跑车时，与客户打交道重诺守信的职业素养有关吧。说到底，这也是对他人和对自己的尊重。

　　小弟每次前来的情景，都像一幅温馨的图画，鲜亮地存活在我的记忆屏幕上，永不磨灭：按照我与小弟约定的时间，我会提前几分钟到门口等他。很快，就会看到一个中等身材、穿着朴素却干净的男人，迈着轻快而匀速的脚步，穿过篮球场，经过小区的林阴路，带着亲切的笑容，沙沙沙地向我走来……

　　如今，小弟走了。永远地走了。然而，平凡而难忘的情景却经常再现于我的心中。有时我在斗室枯坐发呆，神情恍惚中，就会听到远处响起了沙沙沙的脚步声。有时在梦中，我站在门口迎接小弟，看他的笑容，听他说的话。每当这时，我就会肝肠寸断，泪流满面。

　　七

　　五马河距离黑龙江省伊春市区五六公里，是个边陲小镇。距离五马河又五六公里，有一个无名小村，四面环山，小兴安岭莽莽丛林脱尽了绿叶铁杆般兀自挺立在远方。千顷万顷的阳光，毫无遮拦地洒满苍茫大地，更显天高地阔和人的孤独渺小。大雪履盖大地，零下四十多摄氏度的天气里，干净得纤尘不染。

　　2013年元月，二弟因家庭变故而使情绪降到了冰点，忧郁成疾。我笨嘴拙腮，难以纾解他的痛苦。这时，小弟搭乘亲友的汽车，颠簸了七八个小时后，将我和二弟拉到了五马河旁的无名小村。我和二弟受到了小弟的盛情款待。

　　住在五马河边上的无名山村，仿佛被世界遗忘了。远离喧嚣烦杂的人世间，寂寥而安静。小弟陪着我们在茫茫无垠的雪地上散步，步行到五马河镇，体会那里淳朴的民风和低廉物价带来的愉快消费。小弟尽其所有，准备得很充分，每餐都由他一人操持，干净利落，花样翻新。我们每次都吃得杯盘狼藉，喝得云山雾罩，痛快淋漓。平常话语不多的小弟，奇迹般地能说会道起来。他从不触碰二弟的痛点，而是以他的所见所闻，讲述这个世界上比我们的遭遇更为痛苦的故事，也绘声绘色地带领我们重新定义并认识生活的美好。我发现，二弟冰封雪埋的心情渐渐开始溶化，久违的笑容又重新出现在他那苍老的脸上。

　　小弟在此看守一家建筑公司的设备已有两年。留守的房子一大排，孤零零地伫立在雪原上。没有电视更没有网络。从日出到日落，从早春到隆冬，只有小弟一个人打发时间和捱着岁月。

　　我问小弟，长时间见不到人，这种孤独是不是比挨饿还难以忍受?小弟回答说，是。我好奇地刨根问底儿，你是怎么熬过来的?小弟想了想说，不知道。我说，长时间不与人交流，会有心理疾患的。小弟苦笑着说，我哪有那么娇贵?我说，听说监狱里的犯人不怕挨饿挨打，就怕关“小号”。你守着这些破设备，每月还不到二千元，不值，别干了。小弟却坚定地说，我挺知足的。过了六十岁，不好找工作。这个活儿还是大力托朋友才弄到的，我得珍惜。

　　三年后，老板在五马河的房产项目下马，设备拉回到了铁力。小弟的工作结束了。

　　时间不声不响、不管不顾地悄然前行。

　　六月，进入初夏，黄河流域已是稻菽千里，麦浪滚滚。然而在黑龙江铁力，却似早春时节，霪雨霏霏，乍暖还寒。县城的远郊，时而传来布谷鸟的叫声。

　　我妹妹因肾衰导致并发症，卧床月余，沉疴日益严重。我和二弟从长春赶过来，目睹妹妹被病痛折磨却又毫无办法，只恨造化不给机会，否则我宁愿代替妹妹，哪怕是一天或一时。

　　妹妹不能进食已经四天了，衰弱得目光呆滞，大声喘气，时而凄惨地呼唤“疼啊”，打一针杜冷丁后又昏睡过去。亲友和邻居守在屋子里，忧伤地为她祈祷。妹妹的女儿已经几天几夜不曾合眼，精心地伺候着妈妈。黄昏时分，妹妹的精神似有好转，提出要吃冰糕，吮了一口后便摇摇头表示不要了。过了一会儿，妹妹艰难地翻了身，突然开口说话，声音虽然微弱却很清晰。她是对小弟说的：“弟弟呀，你把姐姐放弃了吗?”妹妹长小弟四岁，姐弟两人情深意笃。这是苦难的姐姐对自己无比信赖的弟弟最后的呼唤吗?

　　我实在无法克制自已的悲痛，离开房间站到了院子里。二弟、小弟和妹妹的女儿女婿也都跟了出来。看着他们满含泪水的眼睛，我说，找一辆120急救车，把病人拉到哈医大，不能放弃治疗啊。所有的费用由我承担。没有人接我的话茬，他们泥塑木雕般的沉默不语。西方的天际一片血红。远方布谷鸟的叫声，像一把锯子一下又一下地锯着这个黄昏。我把目光转向了小弟。父母去世后，小弟和他的姐姐同居铁力，小弟自觉地承担起两个家庭的重担，成为依赖和主心骨。妹妹有病后，跑医院、找医生以及家庭的大事小情，都由小弟跑前跑后，尽心尽力。这时，小弟说，我姐现在是回光返照。我姐的病已经没有治疗价值了，好几家医院都这样说。一时冲动换不回我姐的命。我今天做一个“恶人”，就这样吧，别折腾了。小妹的女儿失声痛哭起来，断断续续地说，我老舅说的是实话。

　　两天后，2016年6月4日，在这个苦难的日子里，妹妹撒手人寰，终年65岁。

　　小弟做了自己姐姐生命的“恶人”，后来，他又做了自己生命的“恶人”。前者比后者更难，它不但需要清醒、理智和坦率，更需要勇气和担当。这样的“恶人”，既是不与规律违杵死磕进行无望地较劲和挣扎，更是体察每一个人的不得已，对所有人的心怀慈悲。“恶人”的背后，是巨大的痛苦、真挚的感情和广袤而深邃的人间大爱啊。

　　八

　　小弟的告别仪式简洁而素朴。没有花圈，没有挽幛，只有亲友们隆重的告别、真诚的祈祷和发自内心的悲痛和忧伤。

　　最后看了一眼静卧的小弟，历尽了苦难却能始终从容始终安详。我知道，这就是与小弟的永别。燃烧的火焰不动声色地接纳了他。小弟还有他珍惜的那件羽绒大衣，瞬间与火焰结为一体，然后化成缕缕的白烟，从高高的烟囱缓缓地飘出来。飘得很高，很高，与蓝天和白云一起永远活在这个世界上。

　　小弟走了，就在这个雪天，就在这个天寒地冻、冷彻骨髓“鬼呲牙”的凌晨。他的一生都在下雪都在忍受寒冷吧。洁白的雪花，洁白的大地，接走了一个洁白而干净的灵魂。

　　大力的车开过来了，将我扶上了座位。大力保持了应有的坚强，这个四十多岁的汉子断断续续地说，我爸在的时候，大事小情都不用我操心，现在我必须把这副担子接过来。我爸没留下什么财产，但他教我做人的道理，却够我学一辈子的了。上秋以后，我就回吉林，按我爸的遗愿，将骨灰埋在老家，埋在我爷爷和奶奶的身旁……

　　是的，小弟没有什么遗产，却以自己的一生经历，将如何做人，做个好人，也做个“恶人”，做个随和而温和的人，也做个直率而理性的人，留给了大力，也留给了人世间。

　　小弟选择了回归故土，正如他当初执拗地离开故土。他要用善良、温润而清澈的眼睛，注视这个纷纷扰扰、痛苦而迷惘的世界，祝福他的亲人和一切普通而干净的人。

　　阴郁的天空，纷纷扬扬、没完没了地飘着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