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5月初,我跟省公司老总去莆田考核班子。
一天晚上,她的秘书兼司机的小谢去看歌舞剧了,我陪她在酒店的房间坐着,一边剥食一种被称作“白蜜”的好吃的枇杷,一边聊起了三明公司的班子,说老刘交流多年,该让他回龙岩了,问我谁适合去接替他。于是我把机关的处长和地市公司的经、副理迅速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推荐了几个人选,她没有一个满意的,一个个否了,说这个人那方面欠缺,那个人这方面不行。我感觉奇怪,明明在莆田考核班子,不跟我议论这里的干部情况,为啥拼命跟我扯三明呢。
不久,谢秘书回来了,我们就中断了三明谁去接班的话题。
进入五月,三明地区所辖十二个县市,突降特大、持续性暴雨,整整三天四夜,连续下了八十多个小时,普遍降雨200毫米以上,宁化、清流超过400毫米。全市三条主要河流沙溪、金溪、尤溪的水位均超警戒,洪水狼奔豕突闯进城关、乡村、淹没街道、农田……这场被称之为“5.2”洪水的大灾,是1800年以来两百多年一遇的最大洪水灾害,田野一片汪洋,城区成了威尼斯“水城”。我从市政府拍摄的内部资料片看到了洪水吞噬道路、农田、民房,卷走猪牛羊、***鸭鹅那惨不忍睹的情景。洪水过后,一片狼藉,全市社会经济损失达51.6亿,***亡110人,2000多人受伤,1000多辆汽车受损。三明市保险公司的员工全员出动,日夜查勘、理赔都忙不过来,省公司从临近地市抽调了大批骨干支援,老总刚从莆田考核班子回来,在这最紧张的时候,率队亲临三明水灾第一线,了解灾情,看望职工,指挥保险理赔工作,一直忙到月底才回到省公司机关。
六月上旬的一天,老总突然来到人事处,坐在我们三个处长的办公室里,她关上门先给老朱谈话,不一会朱处长满脸不高兴地出来,我心里明白,她到站了,准是要她下了。接着就叫我进去,我走进房间,屁股刚落座,她就对我说:“你也知道,老刘交流到三明好几年了,党组决定他回龙岩,让你去三明接替他。”老总开门见山。
“去三明,我能干什么?”
“干副经理,主持工作。”老总还以为我问的是给我“干什么”职务,就这么回答我。
干副经理?!
在许多人看来,老朱退休,无论从资历还是能力论,按常理我接任处长职务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我知道,觊觎人事处长位子的大有人在,个别人为此还做足了功夫。所以老朱还没退,就有人竟敢在外面***下以人事处长自居。我向来不善“功夫”,无意“功夫”竞争,也就意味着我无缘于此位子,对离开人事我早有思想准备。但没有准备的是,我这个从部队任正处级算起已有十二年个头且一直努力工作的人,竟会叫我副处级离开人事处。
如此不公正,不是脑残,都会有想法。我听罢尽管心中一惊,但还是尽力控制住自己情绪,掩饰住内心的愤怒,用还算平静的语气说:“老总,我不去。”
但这个回答,显然出乎老总的意料。
她先是不解地轻声问我:“嗯,你还不去?”让我去当一方诸侯,尽管是个副的,在她看来或许原本还以为是很重用了,我该感恩戴德、立马称谢才是,她怎么也没想到我竟会说“不去”。
“嗯,我不去!”我再次肯定地说。
“你为什么不去?”她好奇且大声地问我。
“不想去,我没有那个本事。公司在你的英明领导下,人才济济,那么多的处长、副处长,你随便派一个去就可以了,干吗非要叫我去呢?我家里有困难,男孩子读高二,马上要考大学了,正在关键时候,没有我管不行,耽误不起,所以我不去。”我生硬的话语里带有不满情绪和嘲讽。
这下把老板惹火了,她一向性格直爽脾气急躁,语气立马严肃起来,音调也提高了八度:“不是你想不想去的问题,这是公司党组的决定,我工作都做好了。你愿意去得去,不愿意去也得去,你必须去。”老总居然一巴掌落在茶几上。
工作都做好了,这话啥意思?!
一个“都”字,说明她做了多方面的工作,唯独我的工作可以不做?!
企图以势压人,拿党组的决定来压我接受这个不公正的职务安排,我是不会买账的。见她对我近乎拍茶几,我心中的怒气,关不上阀门,喷射而出,我的情绪顿时失去了控制,也一巴掌重重落在了面前的茶几上,厉声说:“我就不去,你另请高明!”说完我“倏”地站起身来,想甩门而出。但冷静一想,这样不妥,就又坐下了。
谈话陷入僵局,谁也不说话了,室内空气一时凝固。
今天他是怎么啦?!陈总一定大为吃惊,因为平素我给人以性格温、有修养的印象。我自己也惊讶了,对一个控制着自己“仕途”发展大权的上司,竟敢如此冲撞,在我也是破天荒的事。不过,我一向努力工作,被如此不公正对待,也是头一回。
据处里的同志后来讲,他们在大厅里听到我拍了茶几,都吓慌了神,说:“不得了,陈处跟老板干起来了。”他们有如此反应不奇怪,当时,老总顶着“女强人”和“三八红旗手”的桂冠,加上她在公司里无人能及的社交能力,在社会上的声誉如日中天,在公司有着女神般的地位,谁敢冒犯冲撞神祇?!
过了一会儿,还是老总帅先打破了僵局,她语气明显缓和了下来,说:“有困难,你可以讲呀!”
我家里的确有困难,但也并非不能克服。我刻意强调困难,原本是想找个借口。既然老板这么说,我就把我妻子在梅峰宾馆开小车,下班无定时,家中没个人,孩子回家连饭都没得吃的困难说了出来。
“还有什么?”老总问。
“我怕自己没有这个本事,干不了。”我再找借口。
“怎么干不了?!”陈总的反问,当然是否定之否定的意思。
她既然这么说,我便借由她对我的反问去反问她:“陈总,看来你是打定主意要我去三明挑担子了,那么你是觉得我行呢,还是不行呢?大家都知道,你陈总是个干事业、做大事的人,如果觉得我不行,恐怕你也不会叫我去。如果觉得我行,又为什么要叫我副职去那里主持工作?说句实话我并不稀罕你给不给我正职,但是我副职下去,别人就有太多的想象空间,可能加剧班子的内耗。那里的情况你也清楚,会增加我管理的难度,不利于 我在那里开展工作,对公司业务发展很不利。我不明白,既然叫我到那里去,为什么不能给我创造一个比较好的工作环境呢?当然啦,不恢复我的正处职务,我觉得你在这件事上做得很不公正......”
这后半句话老板不爱听,她当即打断我的话问:“我怎么不公正?”
“公司里正团职的军转干部,比我早进公司的恢复正处了,比我晚进公司的,你也给他们恢复正处职务了。唯独我这个担任正团职务时间最长的转业干部,还不能恢复正处的职务,这是为什么,你能给出一个叫我听了心悦诚服的理由吗?老总你也知道,习惯上的做法,组织、人事部门出去的干部,只要不犯错误,哪一个不是干个三、两年,就提拔出去?我来公司五年了,在人事也三年多了,恢复我的正处职务,就这么难吗?你真的觉得让我副职去三明公司主持工作,对我是公正、公平的吗?对我去那里开展工作是有利的吗?”
我的几个问题,把老板问住了,她猝不及防,一下不好回答我。
老总楞在那儿,一时没有话说。我就抓住机会,来了一连串的自问自答。
“是我资历不够吗?告诉你吧,我是1981年的副处,1983年的正处,我任正处的资历已经12年了。这些在我的档案里都记载得明明白白,也许 你工作太忙,从来没有看过我的档案材料,不了解这个情况。”我的老板1949年参加革命,是南下服务团的老干部,她资历虽老,但担任副处级职务的时间并不长,她是1980年才担任副处职务的。
“是我工作能力不行吗?我不敢说自己有多大的本事,但我可以肯定地说,我的工作能力决不在多数地市级公司经理之下,也不在机关多数的处长之下。相信公司党组、老总你也是认可我的工作能力的,要不也不会想到要把三明公司这付担子交给我。”
“是我表现不好吗?别的不说,就说我前年妻子腰椎间盘突出,她看病、在家躺床铺三个多月要伺候,我两个孩子读书、女儿那年参加高考,家里的事,把我忙得焦头烂额,可我没有请假耽误过一天工作,也从来没有迟到早退。不管是岗位职责里的事,还是领导交给我的临时性工作,我都圆满完成任务。”
我的自问自答,就像一串连珠炮似的接二连三放了出去。
老总在静听,也在思考。见我不说话了,她侧过头来对我说:“好吧,下午就考核,看看能不能通得过。”她这样说,是自己在找台阶下了,而不是真怕我考核通不过。我心想,只要你考核,不可能不通过,我对自己在群众中的印象还是有自信的。
老板说话算数,下午果真马上考核,一考核就顺利通过了。
平心而论,这个领导平时虽然“霸气”些,她还是大度的、讲理的、是听得进不同意见的。我这样冲撞,她并不计较,听完我的陈述,她大概觉得不无道理,便修正了自己原先的想法,立马考核我。换个小心眼的领导是做不到的,不给我小鞋穿就不错了。这个老革命、老党员有较高的政治觉悟能从党的事业出发来考虑和处理问题,我佩服她、也敬重她。
“考核通过了,你去吧,当经理干正职。”老板对我说。
“老总,你真铁了心硬要叫我去呀?”我问。
“这是党组的决定,可不是儿戏,也不是我要你去。”老总认真地说。
“那我有些困难和要求,请老总帮助解决。”
“你说,家属的事,你有什么考虑?”老总问我。
“如果可能请帮助调到保险公司来,能正常上下班,孩子放学回家有口饭吃。她开车不久,原来是车队的会计,长时间搞财务工作。”我提议并介绍。
“行,我叫人事去办。”老总很干脆。
“机关买了宿舍楼,马上就要分房了,我希望领导照顾一下,让我参与机关分房,我没有房子,现在还住部队营房。再就是我交流三明,只去两年时间,这个问题也请老总在党组会上给大家明确一下。”
“这都没有问题,还有什么?”
“没了”。
“没有了,那过几天就下命令,你抓紧把手上的工作和家里的事处理一下,听候通知,准备上任去。”老总和我敲定此事,补上了她早该做的工作。我的困难和要求,领导既然悉数予以解决,老总做到这样了,我无话可说。硬顶着不去,我当然知道后果,知道这对老总、对我意味着什么。我们都是有理智的人,谁也不***没面子、不愉快、对工作不利的事发生。为事情的圆满解决老板都让步了,我更应该识时务,顾大局,支持她的工作,维护领导的权威和面子。不管老板是出于何种考虑帮我解决困难,我对她都心存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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