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声音说：“今天，有什么东西跌落得像诗这么快!”那声音夹杂在抢救森林和濒危动物的众多呼叫声中，弱小而急促。

　　一九八六年的某个下午，我去上班，经过了一片崭新的楼房，突然，我看见楼房的缝隙中出现了一条彩虹。我停在路中间，非常想把这条彩虹指给第二个人，非常想喊一声：“彩虹!”

　　我想，起码会有人偶然地抬头看看天，偶然地看见了这条彩虹。但是路人很少。有几个人，但都弯着腰在挑一车刚摊开的柑桔。进了办公楼的载货电梯，我终于看见一个稍微面熟的人。我马上说：“天上有一条彩虹。”他不太相信，下了电梯再到窗口去看，彩虹已经消失了。

　　只被一个人所看见的彩虹，就相当于“没有”。彩虹只是呆在被望见它的人那儿，把它说出来，它就不在了。一九八六年，我拉上百叶帘。我明白了，谁再说空中有彩虹，谁就是无中生有。我开始看报纸，乱七八糟的总还是想到很多年没看到彩虹了。它留在印象里，开始淡淡的，后来就变浓了，好像有七色，又比七色要多。

　　想被全城人都翘首看见的东西，只有定时通知、定点燃放的焰火。

　　我读过一个人的回忆录，很简单很平实地记录了六十年代初期中国的一些十几岁的孩子，拿着自己的性命写自己的诗，聚众朗诵，还私下印发。最后，他们被投入监狱，或者被迫赴死。我在任何一种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都没见过这批诗人的名字。忘记是一种自卫，不然，还将会有更多的人被诗的炭火所害。屈原不正是被他在诗中自造出来的绝世高缈的香气所牵累，不能再进入混沌的人世而投江了吗?诗的香气从春秋到唐到明清，根本不能被诗人自己以外的人闻到。

　　人们说，一叶可以障目。现在，我摘开我眼前的树叶：

　　我第一眼看见世界空旷泛亮。地平线弧形弓起，所有的声响都起动了，随着风，随着地壳的脉络行走。能作声的全是物质。

　　第二眼我看见人群。地平线上升起饱满如豆的人群，是被扒豁了仓囤以后的遍地滚豆。人匆忙地在大气的最底层里走，那是公共拥有的气流。人是搭乘公共大气的旅行者。他们很怕被那辆车漏掉，气流向东，人群就集体向东。大道随着人流产生。这最大型的旅行团里，什么伟人都包括了，有许多就是在名片上印着诗人的。其实公共旅行工具，载着人长途跋涉，同样也是去漫漫赴死。

　　第三眼，我看见极少数的攀援爱好者，他们向着悬崖走，腰上缀着短刀。刀子一顿，他们割断了保险索。总是有人要背离，向着绝境里走，他们相信那里面隐藏着香气。我这篇文章是为这些人所写。我对他们说，重新做一个诗人吧。另一种意义上的诗，将要开始。

　　有很多的人，他们都已经做过诗人了。这一伙到大草原上旅游的游客，都已经歪歪扭扭地骑过了马。草原空荡，没有人挑剔他们在马背上的姿势。

　　在诗人闪烁发光的年代，很多的人都领到了花朵。他们被滚热的人群推涌撕扯，他们在心中暗暗想定：要终生地、永远地做一个诗人。但是，黄河河槽里的水也不会总是溜溜地满盈，连一条河也渴望着扭改水道，暴晒河床。

　　人类多变，每到季风吹过来，就试着风的去向解衣除帽，只是被推到高处的诗人们还不习惯。人总是忍不住地要回忆。他们说，诗怎么能跌落呢。

　　现在，有一个美国时事评论员正在电视里说外国话。我看着这个老头，头发比胡子还少，侧着半截身子，他的嘴唇发出海滩泡沫一样声音。他告诉人们，我们身处的这个不安的星球，每十年就要改换面貌。

　　我端着粥锅，停在电视前面，我两手发热，理解着他的角度。

　　桌面倾斜，物件陡落。成千上万的人，刚刚他们的手里还热攥着他们的“诗”，那绝不是一本字典，绝不是带字的纸张。实物跌落，还能被感觉，视力会给予出人们心里准备的空间。诗，是一件不明确的虚幻。很多做出环拱形的手里，一下子空空荡荡。这空荡更加剧了惊奇。他们不能明白，诗怎么跌落得这么快，无处寻找，不能收拾。所有的人，都伸头到窗外责问：这是谁作出的决定!

　　在众多的自由落体中，我只看见诗，才有这样的坚决和粉碎。它前一时刻的重量还在残留，前诗人们还高提着“诗手”，陡峭的落差造成了从十到零的磨损。诗不是物体，从十跌落到零，连物理意义上的破碎火花也没发生。诗以重金属的质量脱离了手，又以菲薄透明的雾汽形态快速散落。

　　热爱过诗的人们，挤在从来没有这么湿滑的坡地上，焦急无助。他们忘记了覆水难收的简单道理。

　　终生作恶的人死后，地面也会拱起，为罪恶之棺加固一块青色碑石。诗粉碎之后，立刻随着纸张转为纸浆。造纸厂的工人，迈出劳动者幅度犷大的跨步，乌黄的纸浆在他的脚下被撒入漂白剂。这种纸必须注明身份：再造纸，不可包装直接入口之食品。

　　我看见了诗的这段死亡经历，一点不悲哀，也没起身鼓掌。

　　每天每时，都有无数的东西死灭，没有人细看细想。但是，诗对中国人有过重于泰山的恩惠。很多的人都拿了诗的银子，诗的重量在他们的手上，不多不少，正是银子的重量。一九九六年的晚上，很多的人，以飘轻无物的手摩挲着自己的头顶，他们说：“我的帽子没了，我现在是谁呢?”

　　某一天，我们的门外立着一个陌生的青年，毛头毛脑的，他先站得很远，用很大的声音说，我是一个诗人!我从外地来!青年报了他来的方向，那是一个诗人茂密如甘蔗林的省份。青年向前走，连续说出许多诗人的名字。他停下来，一扫手说，都是在一起喝酒的哥们儿。天生的，他就像某一个淳朴厚道人生出来的儿子。我们让他进门，他停住了，看脚下的瓷砖，说不能贸然进屋。他带着为世态炎凉道歉的口气说，现在社会上的诗人太多了，真的假的，跟闹蝗虫差不多。他从口袋里摸出一个诗人写的证明性纸条。我们读纸条，他仍旧去看瓷砖，那本来是一地很平常的瓷砖。

　　不能怀疑一个青年诗人的心是不透明的。他在进门的时候，说了一句清澈见底的话：“我要是有这么一套房子，我马上就不写了。还写诗干什么?我要天天打酒!”

　　几个小时以后，青年诗人离开了我们很平常的家。这一天他喝到了酒，圆而有绒毛的脸，红如火炉喉管。诗人是飘荡着出门的，结果忘在我们这儿一只搪瓷水碗，大的，白色，上面漆着××水利工程指挥部“奖”。想他哪一天会来取，这碗在门口摆了很久，那红色奖字挺大地突冒着。

　　一切有用的东西都站着。不过，诗人的碗站得有点显眼，它用外侧晒太阳，用内侧躲阴凉。在太阳下面，很多的人都奔忙消散在各条大道上。我们起码因为这只搪瓷碗而等待过它的主人。在这个高消费的炎热城市里，一个青年人每天要出很多汗，要补充大量的白开水。商场里一只台湾产的有盖水碗，并不精巧别致，也标到了八十港币的价钱。

　　他始终没来，现在，那碗被我的儿子专门用来做植物的发芽试验。它那里面先后出生过绿豆苗、花生苗、土豆苗和蒜苗。它从不拒绝任何种子，常年绿着。这是一只挺好的碗，我说。天黑了，但是路灯通亮。我们又说，其实没必要为哪个人担心。他肯定混得下去，不用来取这么一只旧碗了。

　　有人不明白，左右世事的绝对君主是谁。但我确切地看见，是诗和诗人同时起立，同时逃亡，一个想升天，一个想坠地，途歧路远，各奔东西。

　　只需要两片柳条的尖叶儿，黑暗就投入人的眼睛。黑暗降临，死去的人也都横卧长眠。但是有一些人总是要凸现。这些不平静的人，夜不能寐。通过了屋檐上满是水珠的门洞，消失了千年和猝死在昨天的人并排挤出门。旷野上，走动着诗人之壳，绝不是那些在名片上印过“诗人”的。他们经过选择，让全身洁白。因为他们想，他们是为诗而死的。

　　只要给我两片树叶，我随时能看见他们，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少数的，曾经很熟。只有熟的人，我才替他们伤心，像遇上了断掉的手足。他们在距离以外，用混白的眼珠问我：“为什么要为诗而死?”他们不能张嘴说话，不能悔过，不能再回来，甚至不能接到我递过去的板凳和水。

　　有人告诉我，这十年当中有十几个青年诗人离开人世。我知道他们的肘弯前一天还在稿纸上，诗在突然灼热中又突然跌落，裹挟走了那些年轻的生命。

　　诗不说话，它的前身倒地而死。

　　人是单独行动和思索的动物，派众多的人组成群体去做类似写诗这种事情，就等于派人去集体殉难。

　　我在厨房里，有两个人坐在我家，他们等待吃饭。一个人问，你还写诗吗?另一个人说，这是隐私，你问点儿别的吧。

　　我炒菜的时候，他们开始谈论正在上演的电视剧。一直到喝得摇晃出门，他们还在纠缠一段细微的剧情。这种纠缠很好。它的浑钝，不能碰伤争辩者的内里。凡是锋利的刀子，都要埋藏起来。

　　在我们周围，很多的事情，不必养精蓄锐就能开花结果。人类着急的时候，四季都是秋天，连竹棍和电线杆都能催生出立等可吃的苹果。根据人的口味，它们调整自己，甜度都在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比灯笼还红，都比水还解渴。这会儿有人在地上踢到了诗。他们想让诗也甘甜滋润，高挂枝头。恋旧，驱使他们为诗着急，四处拨通电话：挽救诗吧!利用电视，利用音乐，利用大众情感数据分析。

　　他们想通过电话线，研究把诗变成大红苹果的办法。他们举例说，巴黎地铁有四千节车厢，贴了许多首人见人爱的小诗。这提醒了法国的书籍商人，把它们结集出版。“地铁诗集”避免了今天的人们必须潜入到地壳以下的气闷地带才能读到类似“我爱你”的诗句。有人为挽救诗浪费了不少电话费。他们还不习惯把诗当成一块土，一抬脚就迈过它去。

　　四处的电话线安静以后，有一个刊物的编辑把电话打到我家。他说：“请寄几首诗来，希望不要写得太怪了。”这是一句太看重、太曲解诗和诗人的话。今天的诗人并不是要把诗写怪，但是绝不想这么被人提着耳廓叮嘱。诗不是大众的开心果，好看地摇荡在地铁的硬塑扶手和晾衣服的尼龙绳上。

　　在诗换不到一抹银子粉末的时候，它还不能自由吗?

　　毕加索是少数活着就看见了成功的画画的人。在他以前的好几个人，什么都没看见，后世的荣誉和美元都不能进入地狱管道而通兑。

　　我看到有人披露毕加索晚年的一段自白。他说，他后期的画连自己都说不出画了些什么。毕加索的悲惨就在他的作品有人要收藏。于是收藏家们才急匆匆出来说话，说老人的话不足为据。他们是怕他手里的毕加索贬值。毕加索成了一枚旧钞票，有人说是真品，有人说是赝品。死后的毕加索不知道，他正被塞在电子验钞机下面，鼻子上一束紫光。

　　在我们书房的墙角，有一些开始生霉点的画报。有一张毕加索很大幅的照片，居然有整张报纸那么大。他圆钝突出的大鼻子扬起来，正向着天空吐着烟圈。这时候，他完全松弛的老臂，还绕着黑头发的女人，他很自在。很多的人想掌声不绝于耳，想门外拥满了等待签名的崇拜者。

　　成功，绝不是个苦差事。它从来就是有捷径的。唯有诗人这条路，注定漫长无解。但是，连犯过罪的泰森都自由了，为什么不让诗也自由呢?

　　有一部英国影片，写了一伙都柏林爱幻想的青年。他们充满热情地要组织一支摇滚乐队。他们在报上发布广告说：

　　谁要寻找灵魂，请到本市某街某号报名。

　　广告把什么人都招来了。有一个贩卖毒品的说，只要服用了他的一小包白粉，就能看见一次灵魂。这个悲惨的故事，使我想到了重新做一个诗人的话题。后来，镜头扫过了领取失业救济金的大厅。两个青年相遇，他们都认为，做一个自由的歌手肯定比做一个有薪水的水喉匠要强。他们因为年轻和冲动而犯错。水喉匠可以做，拆卸水喉并不妨碍你成为一个心灵自由的想唱歌的人，水喉能塞住声音吗?最后，这支想找灵魂的乐队四分五裂，梦幻破灭，影片就完了。

　　幻想，就是你一个人的彩虹，你不要想有第二个人和你一起赞叹它，不要想挎着吉它向路人歌唱出你所见到的那道彩虹。他们什么也没看见，它只能在都柏林残破的屋顶为你一个人显现。

　　没有任何法律和规则，和道德，和责任，派一个人去看见彩虹。没有人能命令谁要去寻找灵魂，没有人能引导劝诱谁在今天写诗。在撒落了的诗的粉末里，绝多的人收敛不到任何东西。

　　这个时候终于来了，像彩虹自然显露又自然熄灭。

　　许许多多的事情都是平凡常见的。故事中描述的耶稣在刚刚被钉上十字架的那一天里，可能是号啕悲壮的，余下的漫长时间，他越来越宁静，不挣扎也不疼痛。

　　去年，我走进澳门一间山顶上的小教堂，看见耶稣正吊在高处。整个教堂里有点昏暗。他的头低垂着，两只手臂上都没有血，嘴里没有呻吟。我相信，宗教都不是以呼天抢地来动人的。每一个人进了门，就压低了声音，放轻了脚步，因为太静了。我感觉在这间房子里，想象也能发出声音。

　　我进入教堂的时候，有一对刚刚举行了婚礼的青年在拍照，笑而依偎，依偎得有点勉强，好像怕弄乱了那一大团婚纱。教堂靠后里侧，坐了一个中年人，举着一双粗骨节的手，他什么也不看，自己沉思默想，动也不动。一个黑衣教士站在门口，像一条宽黑的木板。教士不说话，允许新人用闪光灯，也允许孤独的守坐。

　　没有轰响奔走呼叫，曾经权利无限的教皇并没有在每个宗教领地里派人不断重演耶稣的痛苦，表现他怎么被钉上十字架。他就在那儿，和许多年前一样，连五岁的小孩都看惯了。他在那儿，绝不想招摇恸人。

　　有人说悲愤才出诗人。这是强行自虐者的言论。诗人自己动手艰难困苦地把自己挂上十字架，让血明显地流出来，用七窍去哭喊，他是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围观，看见他的惆怅和愤怨，从而确认这是一个真的诗人。

　　中国的几千年历史中，诗文都紧密连接着官爵、银两和地位。被它抛弃了的古人，留起悲愤的长发，理着忧患的髭须，幽闭到深奥的山里，他们先想用痛苦打动天子。被天子冷落了，退后一步，他们再想用激愤打动后世。他们遍体鳞伤，只有把诗看得比肉体更显赫，才能使他们活下去。背着过重的诗句行路，所以李煜才因为几首长短句丢了性命，骆宾王又以征讨武则天檄文的犀利而免死。诗的身上插满了一根根实用的羽毛。读诗的人只是读到了呼响的羽动，他们碰不到诗的冷热。谁的手触摸过悲愤吗，它是方的还是圆的?说不清悲愤的形状，就永远说不清诗的形状。

　　只有晾晒在席棚之上的葡萄干，才需要太阳，需要风，需要被人拿到嘴里嚼过，再遍地吐核。诗，无形无定，无分量无体积。诗不能带来形态的变化，诗什么也不需要。

　　世界给一些人分派了一种类似按摩的职业：负责给人讲述故事。

　　因为一个家庭里只有一台电视机，我看见一个老头和他的孙子争执不休，老头的手就在背后藏着遥控器，他想看《红楼梦》，小孙子跳着大吵大闹，他要看《变形金钢》。我很久很久都记得只穿了一条裤衩的孩子指着《红楼梦》，他好像遇见了一个鬼怪那么叫：“它太黏了!太黏了!”

　　我看见讲故事的这种人，不断地分泌着可人的黏液，事情到了他们那里注定委琐、细碎、缠绵。职业的逼迫，使讲述者漏掉一切光斑，艺术变淡，成为故事，让最紧张疲惫的人也涣散松驰，不思而睡。

　　应当有另外的人，只为自己的心情去做一个诗人。他要另外的劳动才能不饥饿。他要打一盆水才能去掉灰尘。他是最平凡的人。他可以写字，也可以不写。他只是在那些被锁定了的生活之中，感觉一些空隙，在那空隙中看见光芒，时限很短。光，活泛起来，生动起来，他在那一会儿遭遇到另外一个飞掠而过的世界。

　　西方的科学家手里拿着充满电流的两根线，他们成立了超自然现象研究所，把线连接在自愿者的额角上，据说未来可能发现人与外界间神秘未知的沟通方式。科学家一贯是这个世上连续犯下大错误的人。电流能测出什么呢?比如诗，它只是人与自己内心的碰触方式，文字、电线和仪器，能描述诗吗?它写在纸上就已经变形。诗真正死亡的那一天，就是它能被人完全描述的那一天。

　　神选择了一个晴朗无云的好日子，降到人群中来，飘飘的挺美。他高贵地说：“现在，把你们中间的诗人指给我看。”

　　人群左顾右盼，最后说：“现在没什么诗人了。”

　　神看不见诗人，就像荷马也没看见过神，因为诗人和神住在同一所园子里。他可能是一名邮差，或者一个木匠。他可能会剪裁各种袍子。无论淹没在多么庞大的人群中，他都能保持住鲜亮的感觉。他看到诗在，有了那缤纷闪光的东西，他就心情很好。如果旁边正好有笔和纸，他就随手记录一些。这就是诗人。

　　那么大，那么老的园子里，什么怪事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