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包括他所推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中国带来了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提高;特别是国门打开以后，使人们有机会接触世界文明成果，解放了思想。这些都是应该肯定的积极因素，对那些以“反思”为名，试图把历史拉回到毛泽东时代的思潮和意图，应该有所警惕。但如果因此避而不谈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的现实，恐怕也是有问题的。

　　因此，《中国道路》的作者所谈的“三统”，其实是带有很大的虚构、想象的成分，至多也只是作者的一个理想。

　　这就谈到了“儒家社会主义”。有学者指出，过去有人提出“儒教资本主义。”

　　的概念，就因为无法回避“儒教的一大特征是以农业为本富，工商业为末富，以道德而不是功利为第一义”这一基本事实，而使自己陷入无法自圆其说的尴尬。

　　现在，硬要将“儒家”和“社会主义”拉在一起，也会遇到这样的尴尬：“‘礼’的等级制”与“社会主义”的前提“‘平等’原则，好像也不可同日而语”(韩东育《也说“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读书》2007年第8期)。至于《中国道路》作者硬要将强调“君子”、“小人”之别的儒家和他所说的“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为主体的全体人民的共和国”体制，凑合成“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就更加离谱了。因此，“儒家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学理讨论的余地其实并不大。

　　质疑者有兴趣并要追问的是，这一概念在当下中国政治、思想、文化格局中的实际功能与作用。于是，就谈到了由于“儒家曾经有过的两千年之久的政治经济支配地位”，儒教徒总是“无法忍受无家可归的‘游魂’处境”，这就产生了“超乎寻常的执著和坚忍”的“体制依托努力”。现在好了，《中国道路》的作者为其找到了一个“体制依托”的途径：将“儒家”依托于现行体制，就顺理成章地和“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一起，成为“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重新(或部分地获得)延续两千年的政治思想的支配地位。而现行体制，也就同时依托于儒家长达两千年的在中国政治、思想、文化传统中的支配地位，“使现有行为能够获得更加高古的权威性和正当性支撑”(韩东育《也说“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这真是两全其美，各得所需。“儒家社会主义”概念的真实含义与用意，也因此而显露了。

　　三、作为“儒教”教主的孔夫子

　　另一些被称为“第四代现代新儒家”的学者，就更具有雄心壮志：要以“儒家共同体专政”来取代现行体制。于是，就有了“政治儒学”的概念的提出与“儒教”的提倡。

　　所谓“政治儒学”，就是要从社会、政治方面儒化中国，恢复儒家的王道政治。而且还有具体的政治体制方案：在“治道”上实行议会制，政府由议会产生，对议会负责。议会由通儒院、庶民院、国体院组成。通儒院议长由儒教公推之大儒担任，终身任职;议员来源有二：一为社会公推之儒家民间贤儒，一为国立通儒学院专门培养的精通《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并通过政治实习和考核的儒士。庶民院议长、议员按西方民主政治议会产生的规则和程序产生。国体院议长由孔府衍圣公世袭，议员则由衍圣公从我国历代圣贤后裔、历代君主后裔、历代历史文化名人后裔。社会贤达以及道教界、佛教界。回教界、喇嘛教界、基督教界人士中指定。三院具有平等地位，任何法案必须在三院都通过才能成为法律。

　　再看“复兴儒教”。据说历史上儒家是最成功的宗教，皇帝就是它的教皇，整个政府就是它的教会，所有的官员都是它的信徒;官府之外，统治社会的士绅也是儒家信徒;老百姓也要接受儒家教化。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政教合一、教教(宗教和教化)合一的体制。总之，所要建立的，是一个以儒教为国教、政教合一的、儒家共同体专政的儒化国家。

　　看来，这些“第四代现代新儒家”有两大特点：一是极富想象力，一厢情愿到了完全失去了现实感;二是富有极强的政治性，并且有不加掩饰的权力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