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离开后，魏敏奇找到擦玻璃的工作。

　　一开始，她什么也做不了，除了不停地往嘴里塞东西，就像往深渊里扔填充物，无济于事。而肉身不断膨胀、增大、外溢，宛如文档里的字体被涂黑、加粗，字号也在增大，越来越大。某一天，对着镜子里那张发面馒头似的脸，她抽抽噎噎地哭开了。那一刻，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现状——成为人人厌恶的大胖子实在太容易了。

　　之后几个月里，魏敏奇先是把体内残余的眼泪逼干，再将身上排山倒海的肉一点点抠将下去。她的身体不断做着删除和后退动作，与此同时，她开始在家中尝试断舍离，扔掉早已不再使用的东西、可有可无的东西、惹人厌烦的东西——这一回，她总算做到了。四月中旬的某天，她走出家门，去别人家整理杂物、擦拭玻璃、清洗油烟机，先是跟着人去，后来，自己慢慢接活干。

　　她喜欢擦玻璃，一擦就是好几个小时，也不用跟人说话。

　　丈夫走后，她就不怎么说话。

　　她喜欢那些玻璃，她的大部分工作便是对付它们，让一块黏糊糊、脏兮兮的玻璃变得透明、洁净，映照出更多的光亮，是她的无上职责。

　　连梦里，魏敏奇也在擦玻璃。丈夫肖培龙的脸躲在逐渐变亮的窗玻璃后面，愁眉苦脸地望着她。那些事情，还是他临走前，写在纸条上——给她看的。蜿蜒、细小的字迹宛如春蚕吐出的丝，细弱、微妙，却不绝如缕;它们也像青春期男孩的情感告白，动荡、恍惚，错字连篇。那些事情，他连当着她的面亲口诉说的勇气都没有，却有离家出走的勇气。当深夜无法入眠时，丈夫的讲述慢慢转化成画面在魏敏奇的脑海里来来回回反复播放，每次又按照自己的理解不断添加进一些，比亲眼所见还要真实。

　　魏敏奇去过丈夫老家，浙东山区，一个荒僻的古村落，宛如与世隔绝，最近的省级公路在五六公里之外，与集市更是相距二十公里以上。他小学一年级便住校，周末才回家，回家拿大米、蒸菜、柴火，交给学校食堂。如果大雪封山，便寸步难行，一家老小只能等到冰雪消融才出门。他的母亲是个哑巴，被人从外乡拐卖至此，卖给他父亲做老婆，生下他们兄妹两人。他一生下来便被抱到祖母屋里，连一口奶都没喝过。他的妹妹则要幸运一些，在母亲屋里长到三岁，被外村的姑妈领走。事情发生在他八岁那年，母亲烧柴时，还拎着黄酒瓶，喝得醉醺醺的，不小心将整座木屋点着了。那天，正巧父亲和祖父母在邻村姑妈家喝喜酒，宴席刚刚开场，村主任派人找到他们。一家三口一路哀号着奔跑到家，木头房子已化作瓦砾场，黑亮的椽木倒在湿漉漉的泥地里，散发出刺鼻的焦味。

　　有人说，他的哑巴母亲见火势扩大，无法控制，惊慌失措地逃走了。也有人说，她是被祖父一怒之下挥锄赶走的，临走前，脑门上还留着一个大血包。

　　他放假从学校赶回去，已是房倒屋塌，片瓦不存。年迈的祖父母住到叔叔家。他的父亲不得不继承祖父衣钵，去山上当了守林人。他的妹妹就此落户在姑妈家。只有他无家可归。火灾发生后，他一直借住在学校里，靠好心人的资助陆续读完小学、初中。他成绩不算好，也没有读下去的必要。从学校出来后，他做过搬运工、超市理货员、小区保安。父亲去世那年，他赶回去。他的父亲死在林场木屋里，被人发现已经是半个月之后。他无法从那具高度腐烂的尸体上认出父亲的面容。自从十五岁离家后，他再也没有见过父亲。尸体被喷上白酒，草草掩埋后，也没有立碑，他就下山了。

　　至于母亲，从来没有人在他面前提及过。直到有一天，他在网上看到一条寻人启事，说某地有户人家若干年前在山上捡到一名聋哑女，并成为失偶男主人的第二任妻子。现在男主人过世，聋哑女失去依靠，又为黑户，无法上医保。他们想寻找聋哑女在世的亲人，给她找个庇护所。他看了照片上的女人，一点不像自己的母亲，仍兴冲冲地赶了过去。

　　明明知道那个人不是我妈，可我还是想去看上一眼。

　　好像我妈就躲在那个可怜女人的身后，只有亲眼看过，我才能放心。

　　为了找到母亲，肖培龙还加入一个专门帮助失踪老人的公益组织。他帮助别人，心里也希望有人能帮助他母亲。有段日子，他经常找理由从家里出去，回来时衣衫褴褛，精神不振，要迷糊上很多天才能回归正常。面对魏敏奇的询问，他不是支支吾吾，就是一言不发，就像一名真正的失忆症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