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的小区毗邻一块打围多年却迟迟没有开工的荒地，地就在我家生活阳台对面。在这块荒地上，各种声音你方唱罢我登场，除隆冬，一年三季，接力不断。从立夏早玉米点下，到秋分晚玉米收获，布谷鸟的叫声一直是荒地中孤单的独唱——大概只有一只。“不如归去……不如归去……”它叫得有些凄凉，有些旁若无人;七八只画眉鸟在密林里扑腾，翅膀扇出的风声四下流淌;麻雀最是闹腾，叽叽喳喳，呼啦啦站满一根黄叶半落的树的所有枝丫，呆不住，又惊乍乍飞离，在空中扯开一张灰的大网;蛐蛐儿金口一开，就仿佛被永动机控制了声带，金属的光芒颤颤闪烁;连微芥秋蚊也发出机群战斗时的嗡嗡声，攻击、驱逐我这个外来入侵者——这里是布谷鸟、画眉、麻雀、蚊子的领地，它们用声音昭示它们对这块荒地的主权。

　　有一天，挖掘机拖着隆隆隆隆的低吼来了，履带哐当哐当。附近种菜的人闻讯赶来，立即手忙脚乱抢收蔬菜。一片嘈杂的抢收声夹杂钢铁机器霸气侧漏的轰隆声和鸟儿从荒地密林中弹出奔逃的啾啾声，声音的战场血光冲天。荒地被挖掘机的大铁螯刨了无数遍，又被运渣车的轮胎碾了无数遍。那夜，往日声音缤纷的荒地终于隐入尘烟，一片静默。

　　腾寂之间，我如何才能与城市驳音和解?

　　我听到的第一声电音来自我家墙壁上的小喇叭——一个巴掌大的圆粑粑。它黑乎乎的，材料似乎非纸亦非塑料，“黑粑粑”下吊着一根电线，极细，埋到地下，通向邈远幽深的远方。四十多年后，我依然清楚地记得它发出的第一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七点整……”

　　那年我三岁，农村土地刚刚包产到户。慢慢地，我又听到“黑粑粑”里更多的声音。诸如“马上开村民大会”“快来领取化肥”“分过年猪肉啰”……通知是我爹在村广播室喊的。我爹是村长，他的声音从“黑粑粑”里吼出来，还是那么干焦焦、急吼吼的，一点也不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般圆润。上学之前，我并不知道那就是“普通话”，自然明白不了为何有人能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几个字念得如此字正腔圆，声如洪钟。我只觉得那些声音与我们村每个人嘴巴里说出来的都不同，如天空的雀音和地上的鸡叫，可我那时尚不知“阳春白雪”“下里巴人”之类的词语，当然也就不知用更美的比喻类比它们。及至今日，我才想到那种圆润与庄重，仿佛来自古老的皇宫，像宣读掷地有声的圣旨。那些声音除了一丝丝不易觉察的自豪，不带更多喜怒哀乐的情绪。不是李寡妇与张二婶为一只下落不明的鸡相互问候祖宗十八代的尖利，不是我堂哥被他爹揍得杀猪般惊叫的撕心裂肺，它们怎么就能做到居高临下而云淡风轻呢?我一直搞不明白。

　　更为神奇的是，“黑粑粑”还会变声!变成种种不同的腔调——“滴答滴，滴答滴，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有时，“黑粑粑”变成了一个稚气未脱的的大孩子，像一只顽皮的猴子在林间蹿跳，跳出一个个“大闹天宫”“大战红孩儿”“三打白骨精”之类的故事;有时，“黑粑粑”又像一只欢快的小鸟在树梢歌唱，唱出“红星闪闪放光芒……”“让我们荡起双桨……”之类的歌曲，那音儿比我上初中的堂姐唱的还甜。

　　“黑粑粑”何以能源源不断牵扯出如蛛丝般连绵不断的声音?我惊讶。我踩在高凳上仔细观察它。每有声音发出，它都微微震动，像水波微漾，一凸一缩。上了学，物理课本告诉我，那叫“纸盆振动”。

　　不管怎样，那些声音似乎将我带入了一个水波潋滟的池塘，带入了一个五彩斑斓的花园，让我荒芜到干涸、苍白的童年生活丰盈起来、缤纷起来。我开始憧憬那些声音所描绘的村外那个未知的、广阔的、流动的世界。

　　我上小学后，乡办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我们乡的榨油厂整天机器轰鸣。工作两班倒，生产如火如荼，只歇工人不歇机器。我父亲在榨油厂做出纳的活儿，买进卖出，收购村民挑来的棉籽，也卖掉棉籽油和油枯。父亲在厂里有间小宿舍。那天下大雨，父亲到乡中心小学接到我，让我不要回家。那一夜，我生平第一次知道了夜晚不只有蝉的鸣唱、蛐蛐儿的低语和间或入耳的狗吠，还有一种宏大到与胸腔共鸣的声音，带着铁的刚硬与敦实，一声声撞击在棉籽和大地上。那声音，把夜的岑静、夜的漆黑击碎，驱赶得无影无踪。那声音，改变了荒寂到可怖的乡村夜晚给我的固有印象，变幻出另外一种、另外无数种可能——是否那些铁器、那些声音就是去过县城的父亲口中的城市生活的一种?那声音开启了我对城市生活最初的向往，以至后来，当我成功从农村走出，成为都市里的一员后，那些被都市人切切愤恨的汽车喇叭声、小贩吆喝声和小区里流浪猫的思春声都没能影响我的睡眠质量之丝毫。

　　读初中时，我们的歌声从学校只有铁栏杆没有玻璃挡风的窗户飘出，几乎在上课钟声敲响的同时，十多间教室传来两三曲相同或不同的旋律，歌词同样相同或不同——“成长的……成长的……岁月……岁月……让我不再……让我不再……有遗憾……有遗憾……的感觉……的感觉……”开课前三分钟，整个校园是合唱、二重唱、三重甚至四重唱的大舞台。我怀念那个歌声飞扬的舞台。1999年，我在乡下教了书，2003年我又进了省城学校。城里的学校，再也听不到满校园歌声飘飘了。隔音设施一流的音乐教室钳制住歌声外溢，孩子们的欢唱只能在规定时间和规定地点以规定的音量额定输出，像一个个自由鲜活的儿童，被绑缚住了渴望奔跑的双腿。如今的孩子们依然只能如当年的少年鲁迅一样，在仅望得见“四角天空”的“三味书屋”中乏味读书，永远听不到“百草园”里油蛉的低唱、蟋蟀的琴声和斑蝥喷出烟雾时的那一声“啪”。

　　前不久，歌手李健在网上开演唱会。“阿拉亚山谷音乐厅”坐落在北京郊区的峡谷中，穹顶露天。李健干净透明的声音与星空、清风融为一体，更有一种飘逸的空灵。不禁感慨，一个听不见歌声此起彼伏的校园，规整、安静，却总让人感觉有一种如置身废弃工厂的木然与惶恐。

　　在父亲上班的榨油厂的那一夜，决定了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在任何嘈杂的环境中都能酣然入梦。甚至，如果没有一些声音伴随，我还睡得不安稳。某一天，我恍悟：我曾把噪音当音乐一样迷醉，当梦想一样追寻。事隔多年，我的初心已固化为生命里的一种习惯、一种执念、一种永恒。

　　近些年，尽管我的睡眠质量一向不差，夜晚的我还是会被一声声炮响炸醒。送殡的车队，专门鸣炮开路的炮车，火化制度已推行了好几年，省城郊县的送殡的仪式却没有丝毫简化。电子炮砰砰，仿佛是亡灵离家上路，通往冥界途中最后的呐喊。我想起我过世已十余年的岳父。那年，岳父在省城医院做脑溢血手术，因为送医不及时，手术宣告失败。妻子的幺爸拿主意赶快把岳父往老家拉——按医院流程，如果岳父在医院落气，就由不得我们了，只能送到殡仪馆火化。岳父一动不动躺在老家的床上，四下死一般的静，只有氧气吸入器湿化瓶里的水汹涌翻滚，发出咕噜的声音。那声音被房间里的冷寂放大，似乎冷与热、黑与明、隐没与飞升正在进行一场拉锯。慢慢地，咕噜声渐趋于无，我感到那声音在沉沉下坠而岳父的身体却越来越飘，轻得如一片被幽风吹起的白羽。突然，一股闷气从他的鼻孔艰难涌出，像是一声沉入深渊的叹息……

　　楼下挖掘机进场后，我每天都忧戚地从我家阳台望过去——光秃秃的荒地，已覆盖上了防尘网——像是施工者施舍给褴褛大地的最廉价的遮羞布。那块荒地被四条柏油路环绕，一辆辆汽车正在加速冲锋，汽车轮胎与地面摩擦的声音像是流动的王水，直朝我耳朵里涌。从那以后，我开始失眠，开始纠结于各种声音应不应该在彼时彼地出现，我甚至拨打了市长热线，投诉噪音扰民。我的耳朵里似乎一直有声音在低频共振，我的眼睛有些恍惚。失去各种虫鸟声的抵挡与调和，那些声音流动成一个钢铁的、火焰的、水泥的漩涡，将我捶打又熔化，熔化又凝结。在荒地中央，几台打桩机正拼命工作，它们的哐哐声随同被它们驱离的那些虫鸟的声音，也正沦陷于那个巨大的漩涡……

　　据说，这块荒地上，将拔起一所公立小学，今年九月就将招生。已持续打桩好几天，因为抢工期，周末的清晨也不例外。坠落——曾经在这块荒地上鲜活多态存在的声音的坠落已成定局;升起——很快将有成百上千小学生活泼泼的声音从这里升起。一时间，我说不出我该为那些坠落悲伤，还是该为那些升起欣喜。

　　回头想想，这么多年来，我从单调寂静的乡村出发，朝着炫彩、丰富、庞杂的城市，我以为我会陶醉于我追寻的声音世界。年近天命，我才明白自己的无知。可是，诸多“事后明白”，都必须用经历去验证才能深刻体会。这一遭，我走得并不荒唐。假如让我重来一次选择，我也依然只能背负父辈的和我的“脱下农皮”的梦想，飞蛾蹈火般扑向眼前这个众声腾喧、万物鼎沸的城市。那粉身碎骨化为灰烬前的光明、盛大、温暖值得黑暗中的一只蛾为之无悔一跃。

　　常常怀疑，我是否背弃了自己当年逐音的初心?我新近出现的对城市种种声音的挑剔，是否如我曾经鄙夷的城市原住民一般矫情?在那些声音的背后，是多少个不得不靠制造并不悦耳的噪音方能赚得钢筋工钱、泥水匠钱、木工装修钱、货物运送钱的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庭——他们和我一样，我们有同样的出身，同样的乡村。

　　在声音的世界，我像声音一样撕裂。

　　茶的形而上与下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唐寅对凡俗人家庸常生活所需的这七种物资之排序是有一定道理的。譬如“茶”，它在我家就一直存在得可有可无。

　　别说我们宋家坝，连我们县也不产茶。是故，日日饮茶的习惯在宋家坝便没有产生的由头。惟谷收时节，多数人家会从乡场购回一些。烧开一锅水，泡在木桶里，酽酽的。挑到稻田里，做工的间隙喝，解渴又解暑。

　　农忙的日子焦急忙碌，那些做不完的农活和没完没了的日子仿佛在无限延展拉长，父亲却像炒过的茶叶一样萎蜷干缩，不是用纤纤三指拈出一小撮，父亲粗大的手伸进装茶叶的塑料袋，一抓一满把，丢进桶里。大铁锅里，滚水突突翻着，父亲直接用瓜瓢把开水舀出，哗哗倾进桶里。茶叶遇水发开，那些被灶火和铁锅锁住意蕴的茶叶这才在木桶里慢慢放浪形骸。只有在泡茶时，父亲因终日劳作紧缩着的眉头，也才得以稍稍舒展。

　　今天的人饮茶，犹如品红酒，一观其色，二嗅其香，最后才是品其味。甚至比酒有过之而无不及，茶有形，茶具更马虎不得。峨眉春芽、黄山猴魁等重品相之茶只可以玻璃杯泡之，非此，就算选择更昂贵的正宗紫砂壶，它们于水中根根挺直浮浮沉沉的身姿与美感依然会其美不彰，明珠暗投。

　　可是，庄户人家过日子，哪讲究那茶香氤氲的诗情画意?父亲用木桶泡茶，看重的正是木桶超大之容量。火红的太阳挂在中天，脚踩式打谷机发出的嗡嗡之声在田野上此起彼伏，最繁忙的抢收“大春”时节，农民与不几日后就将到来的暴雨争夺口粮。飞溅的泥、滚落的汗，能量的空缺需要一瓜瓢一瓜瓢茶水去填满。忙起来的农村，没有采菊东篱的悠然，只有沙场点兵金戈铁马般的喧腾与急迫。此情此境，与汗如雨下的劳作相配的，只能是捧起瓜瓢一番“牛饮”，方淋漓酣畅。

　　太阳收起它的狂躁，掉落进河对岸的山头时，最后一粒稻子收进了箩筐，木桶里的茶水也见了底。水尽茶现，那些被泡肿了的茶叶，像一个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每一个都把青春身体里的血色元气献祭给了苍老的土地、匍匐的父亲以及一场轰轰烈烈的劳作。

　　一本资料上说，好茶叶必须人工采摘，一个熟练工每天所采茶叶不过七八斤，炒制后，不到二斤。母亲买的茶叶，两三块钱一大包，若人工采摘，怕是只够工钱。我仔细观察过母亲刚买回来的茶叶，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根本称不上一片完整的叶——叶片粗粝，夹着粗粗细细的茶叶梗，有的竟已拦腰而断。茶农手提长剪，咔嚓咔嚓，横七竖八，像园丁修剪城市街道绿化带上的矮枝般胡乱随意。但是，耐泡是它们最大的价值，因为它们要对应的，不是有钱、有闲人家生活的云淡风轻，而是日头的燥热与汗水的黏厚。与娇嫩的茶芽不同，农民需要的是茶的色泽缓缓从粗实的茶叶及茶梗中丝丝缕缕长效析出，恒久为一桶寡淡的白开水着色，让劳累的生活姑且获得一些身体抚慰和精神光泽，至于茶从茶树上下来时，有没有得到虔诚的礼遇以及茶水香不香，并不是他们在意的东西。

　　茶当然以香为贵。

　　父亲选择茶叶却往往背道而驰，他泡制“苦丁茶”——一种极廉价且极苦的茶。“一颗耗子屎，坏了一锅汤”，在我看来，“苦丁茶”之恶心不亚于耗子屎。我宁愿打古井的水喝，也不愿第二口吃那苦涩到让胃翻江倒海的苦丁茶。父亲却是喜欢的，他总说“苦的败火”。父亲喝苦丁茶时，葫芦做的瓜瓢端得比脸高，一瓢接一瓢的茶水往嘴巴里倒，他凸起的喉结快速上下滚动着。父亲的身体里似乎也藏一块永在等待雨水的干巴土地。父亲喝茶水，只有喂饱了他身体里的土地，他才有力气从蜷缩中挺拔起来，然后再匍匐下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侍弄他脚下的土地。

　　父亲并不是喝不出茶的好坏。选择苦丁茶，只是经济考量的现实无奈。

　　我大学毕业在省城工作。我买房后，父亲终于远离了他侍弄了大半辈子的土地和苦丁茶。朋友送的、旅游买的，家里的茶叶林林总总不少。过期的茶，我不让父亲喝，他却舍不得扔掉。他咵咵呲呲数落我。他的理由很简单——“瞎扯淡!茶叶还有过期的说法?你喝嘛!还香得很的嘛!”我闻过他泡好的那些过期的茉莉花茶，许是刚过保质期，茶香虽远不及每年的明前新茶那般清爽甘美，但的确比他当年泡在木桶里的那些苦丁茶香了不知多少!

　　后来，我终于慢慢明白，父亲大半辈子揉搓泥土，也被泥土揉搓，习惯成自然，那些泥土、苦茶的气息与质性已经深深渗透进他的血脉，与他融为一体，变作一种固执的脾性。那脾性中，有他对宋家坝永难断裂的回望与眷恋。

　　大伯也有他的回望。

　　大伯十八岁离开宋家坝去北方当汽车兵，转业后，他回到离老家一百多公里的乐山市“五通桥盐厂”当了工人，依然开大货车。大伯不到五十岁内退，因为婶娘和三个孩子农村户口的拖累，他宿命般回到原点。终其一生，大伯也只是努力给堂姐争取到一个顶替(内部招工)的机会，却无法把全家人搬离宋家坝。村民们看大伯的目光复杂而怪异，羡慕嫉妒中带着幸灾乐祸。大伯心中的苦涩与酸楚转化为在村民们面前的傲慢与高高在上——毕竟，他是有退休工资的。

　　“于无佛处称尊”。大伯从不喝老家场镇上卖的苦茶，似乎喝一口，他就把自己的身份降格成了与宋家坝村民一样的农民。堂姐偶尔回来省亲，雷打不动准给大伯带回从乐山买的香茶。返城前，大伯还不忘叮嘱她下次回来一定记住要买茶。

　　我一次也没有喝过大伯的香茶，无以比较它们与父亲咕咚咕咚灌进肚皮的那些老茶、苦丁茶有多大区别。大伯的香茶，绝不能泡在木桶里——似乎一口五大三粗的容器是对香茶的亵渎，就像好马应配好鞍。退休回村后，哪怕是挽起裤管下水田割稻子，大伯依然端着自己的茶盅——一个白的搪瓷茶盅，上面还漆着“五通桥盐厂纪念”七个暗红的油字。那茶盅已不复当年的纯白，那七个字也不再像他刚退休时那样鲜艳，但它们依然是大伯自觉鹤立鸡群的证明，虽然彼时从他脸上滚落的汗珠并不比从其他农民脸上滚落的少。

　　大伯农闲也喝茶。这在没有终年饮茶习惯的我们村有些不可思议，有些惊世骇俗。农忙时的茶钱支出，尚可与新置办一把磨到不能再磨的镰刀、打回两斤解乏的苞谷酒相提并论。农闲的茶，就很奢侈了——没有农忙时的粮食收入，再饮茶，就有了“坐吃山空”的败家嫌疑。正因为这样，农闲时，大伯的茶喝得就格外与众不同而悠哉惬意。也许是对“划一根火柴能走三转”的弹丸场镇不屑一顾，曾经都市难为小街的大伯基本不上场镇，他家的一切吃穿用度，都由婶娘操办。每逢赶场的日子，大伯早早就起了床，端一盅清茶，他坐在面朝村路的石墩上等来来往往的村民陪了笑脸与他打招呼，或者看村民们看他背后那座全村唯一的二层砖瓦房时，眼神中羡恨交织的目光。大伯很受用那样的目光。

　　一杯茶，无论它香得如何登峰造极，在刮过田野的风面前，终单薄寡淡，抵达不了远在另一块地里劳作的村民鼻翼。在村民们眼里，它或许平凡到与村庄大大小小木桶里的茶水般别无二致。不明就里的卑微本不成为卑微，在这一点上，伯父茶的优越感全然不如他背后的楼房那般显性、可视。

　　老实说，大伯呆了二十多年的五通桥区一马平川，是乐山市的工业小城，根本不产茶。堂姐前些年从五通桥给大伯带回来的那种茶，在近些年的其他地方，甚至我们场镇也有能买到。大伯却一根筋只喝从五通桥带的茶。那茶，20世纪末期还像留洋镀金归来的学子一样让人望而敬畏，这两年，竟泛滥到遍地皆是，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大伯捧在手里的茶，如凝固剂一样，胶结着他对乐山城精彩生活的回忆，也像效果不太好的信号屏蔽器，试图将他与他脚下的宋家坝割裂，却并不彻底。大伯的傲骄带着一种撕裂的痛，我一时说不出那种痛到底是什么。

　　到后来，大伯越来越苍老了，就像我被汗水腌渍，被宋家坝的土地揉搓到萎缩的父亲。在生命的最后两年，大伯每天都呆呆地端着他那遍身脱瓷的白茶杯静坐在老瓦房的屋檐下，大伯像是从他背后的墙上抠下来的一些旧砖的堆砌。村庄里，早开起了小茶馆，农闲时，人们吆五喝六喝花茶，打纸牌去。一幢幢堪称豪华的小洋楼先后拔地而起。大伯家的老瓦房，成了村庄舞台剧中唯一的小丑，舞台下恨羡的目光也早已换作睥睨、嗤讪甚至鄙夷。最后，观众一哄而散，只剩捧白茶杯的伯父把没有观众的戏默默坚持到底。

　　“柴米油盐酱醋茶”。物资皆庸常，茶，确非家家户户不可或缺。茶地位尴尬，被需要又不必然被需要。如今，端一杯香气袅袅的茶静坐，我感觉自己品的不只是茶，更是过往困苦生活与当下舒心日子的更迭。我觉得，父亲喝过的茶，根根都包裹着形而下的艰辛汗水，如久泡沉底的茶叶再也无法浮起。我也飘渺地以为，大伯如茶，他被沸腾的时代冲荡，在形而上与下间浮浮沉沉。大伯那些年喝茶，仿佛是他生命中最后的仪式，似一场行为艺术，有哲学的况味，有些孤高、有些落寞。

　　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姐下岗离开“五通桥盐厂”，成了城市失业者。她跟着先于她下岗的大姐夫回到宋家坝，在场镇租下一个门面，修家电。至此，大伯的五通桥香茶史戛然而止，像是一首岁月静好的悠悠古筝被时代的命运手粗暴扯断了琴弦。大姐“铁饭碗”的丢失和香茶无以为继的现实对大伯的打击是双重的，他一夜老去。

　　而今，大姐和大姐夫去了深圳创办小企业，两个堂兄相继在镇上买了房子，我们一家也举家搬离了宋家坝，只剩大伯生前的荣耀——那栋二层楼的老瓦房有些歪歪扭扭地呆在那里，三十多年前红亮的砖墙早已发灰发暗。瓦房旁边就是大伯的坟茔。大伯前年在山坡砍柴，失足滑落坡下……坟是双棺，空着的那一穴是留给婶娘的。婶娘轮流跟着两个儿子过。当年夫贵妻荣风风火火的婶娘患了阿尔摩兹海默症，一出门就找不到回家的路，常常让两个堂哥为寻找她焦头烂额。

　　去年夏天，我回了一趟老家。大伯的坟前，刺槐、泡桐、苦蒿、黄荆咋呼呼蓬生出一大片。我那些年闻嗅过的大伯的香茶气息和父亲的苦茶气息都随吹过宋家坝的风远去得无影无踪。旷野之上，一种莫名的陈腐之气却盘根错节般蔓延伸展。香香苦苦，苦苦香香，香的不再香，苦的不再苦，茶的一切形、色、意、味都如云烟般过眼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