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青年，一手握棍棒，一手抹眼泪在街上哭泣。

　　青年的身边跟着别的青年，也是拿着棍棒，只是没抹眼泪。

　　青年们表情悲伤，他们刚刚挥舞手中的棍棒砸了机关大楼的宣传橱窗，玻璃碎裂的声音引来惊惶失措的人群，也引来身穿制服的保安人员，那些人冲上来试图制服那些表情愤怒的青年。一个领导模样的人在劝说这些悲伤的青年，在他们的身后是跟随的电视台的记者和摄像的镜头，紧跟在人群后的摄像师把他扛在肩头的摄像机一直对着骚动的人群，那个青年抹着眼泪哭泣的镜头被拍摄进电视里。

　　我坐在自己的居所里，我本来只是让电视开着，眼睛并没有落在电视上，但是突然切入镜头的电视画面让我停住手里做的事情。我看着那个通过电视画面播送的骚乱场景。

　　在这群喧闹和嘈杂的人群的背后是发生了一个星期的矿难。有一百多名矿工被透水淹没在矿井里。因为迟迟得不到父亲和兄弟们困在透水的矿井里的消息，青年们闯进了办公大楼。他们是想找领导询问相关事情的进展，他们还没能跨进办公大楼就被门前守卫的保安阻拦下来。所有的交涉都没有用处，青年们撤退了，然而十分钟以后他们又出现了，这一次每个人的手里都多出来一根棍棒。

　　他们闯进办公大楼，他们找不到领导的时候就砸碎了大厅里橱窗的玻璃。

　　通过在现场的电视镜头，我还看见了那个发生透水灾难的矿井。高耸的井架，当空旋转的轮盘，运送煤炭的列车，写着各种红色标语的楼群和厂房。看见了泥泞的道路，在雨天里守候在矿井前的年轻女人，年老的男人。电视里的新闻女主播说，那些人在矿井前守候了一个星期，他们终于忍耐不住。他们闯过警戒线，去找那些蹲守在井口的救援人员，要求他们公布救援的进展和困在矿井里的矿工的消息。

　　电视画面只出现了几分钟。然后随着新闻节目的结束，出现在荧屏里的就是娱乐节目。

　　我期待娱乐节目结束能再看到矿难的消息。然而出现的依然是娱乐的节目，我手握遥控器，想寻到电视里关于矿难的报道，整个夜晚一无所获。一连几天，我都关心着那个手握棍棒，抹着眼泪哭泣的青年，我关心他的下落，也许还有他父亲的下落，或是他兄弟的下落。然而至此，我就再没有看到过电视里出现那个矿井的任何消息。我寻遍了电视，包括纸媒，看不到任何关于发生在那个地区的矿难的消息。我想，可能矿难的消息对于我们的生活已经是一阵轻烟和薄雾了。

　　我的脑子里一直闪着那个青年的形象。他手持棍棒满眼泪水张着嘴巴哭泣的样子令我心动。

　　我希望他的生活能让他停止哭泣。希望他的生活能使他感觉幸福。

　　比较起来我是幸运的。我想。

　　虽然我也是脆弱的，胆怯的。我没有力量去握紧一根棍棒为内心的哀伤击破什么。

　　当灾难和困苦来临的时候，对我来说似乎只有等待和迎接。

　　是的，我完全想不起来我们还会有别样的生活。我已经看多并习惯了那些来自矿井里的灾难，看多并习惯了那些因来自矿井里的灾难而困苦的生活，从来没有想过应该改变或结束这样的生活。

　　在很长的时间里，父亲和母亲分别会在一天里的不同时刻离家去矿井工作。父亲通常是在早晨，我还在睡梦中的时候就听到他起来的声音。我睡在被子里，似醒未醒的时候，我的枕边就响着父亲蹲坐在灶台喝粥的声音。他呼呼地喝，一瓷碗玉米粥很快就喝到了肚里。跟粥一块进入父亲肠胃里的还有母亲腌制的咸菜干，我听到父亲在我的枕边咬着咸菜干的声响。是的，那时候只有玉米粥和咸菜，顶多再有几块玉米面窝头。那是我们全部的食粮。也有白面，但是白面被父亲封存在一只巨大的水瓮里，水瓮被裱上厚厚的旧报纸，盖上木盖。父亲不准吃这些白面，他想省下来这些白面用来对付饥荒。在父亲的眼里，那些饥荒可能随时会来。他只是隔一段时间，把瓮盖掀开，把裱糊在瓮口的报纸拆掉，用破开的葫芦作瓢，一瓢一瓢把那些白面舀出来放在屋外的太阳下晒。

　　父亲不去下矿井的时候，就坐一把四脚小木凳蹲在那些堆积的数个脸盆中间捉小面虫。

　　在父亲下矿井的时候，蹲在一盆盆白面前捉小面虫的任务是母亲的。

　　通常会有很好的太阳，阳光从屋外穿过窗户照射到屋里，我会在阳光的照耀中醒来。然后就看见母亲在炕沿下忙忙碌碌的身影和声音。父亲在矿井里做什么工作，干什么活儿，我并不知道。矿井里的凶险我也不清楚。那些凶险我是在后来作为矿工真正下到矿井里去才看见的。在低矮的掌子面干活，顶板被几根木柱支撑着，顶板就是煤岩，它们在人的头顶之上犬牙交错，经常会发出下沉挤压木柱的吱呀声。在掌子面干活儿的矿工并不慌，他们通常能从顶板下沉挤压木柱发出的吱呀声的急缓判断出顶板真正塌落的时候。

　　需要的话，就要给顶板再支上新的柱子，人可以继续在里边干活。不需要的通常是已经采空的快要废弃的掌子面，矿工们会放顶。放顶的时候是恐怖的时候，先是震颤，然后是木柱被挤压折断的声音，最后就是顶板下放的轰响，山动地摇，顶板下落的瞬间有飓风掀起，碎裂的煤岩和炭块就随风迸裂飞扬。人如果躲闪不及就会和灾祸相撞。这是我后来见到过的。

　　但是在父亲下矿井的时候我还没有见到过这些情景，我不知道矿井对父亲意味着什么，只是看着他每天早晨出去，晚上很晚的时候回家。

　　父亲回家的时候，也是母亲离开的时候。父亲在大矿做工，母亲在小井做工。大矿是新开采的或正在开采的矿，那都是男人们在的地方。小井是已经采空和快要采空的矿，这是家属女工所在的地方。还有孩子。那时候我知道在小井有很多不满十八岁的孩子下窑。

　　母亲是检修工。她在下矿井的时候比别的女人多了一套检修工具。钳子、改锥、扳手、螺丝刀、套管，所谓的五大件。在矿井里有送电的开关坏、有运煤的皮带坏、有拖煤的绞车坏，母亲就会在第一时间赶去修理。就技术而言，母亲是一把好手，她曾经在技术学校受过培训，她的技术在小井里有口皆碑。我后来在很多时候见到母亲当年的同事，听她们夸奖母亲。

　　母亲下矿井以后，家里的家务活就落在父亲身上。

　　我记得最真切的就是父亲盘脚坐在炕上织毛线衣，左右手持长长的竹针，相互交织，在进退之间，成团的毛线就被编织起来。父亲还为我们煮饭，他围起布裙，在灶台忙碌，用高粱磨出面为我们蒸耠栳，那是生活在塞北高原的人经常吃的食物。经常吃高粱面会大便干燥，我记得我是吃伤了，看见高粱面做出来的饭食就难过，它们像泥土一样梗阻在肠胃里，不用树枝抠它们是不出来的。但是除了高粱面，似乎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好吃。那些囤起来的白面即使是生了虫子也是不可以吃的。父亲严格掌控着白面的食用，只是偶尔在过节的时候会打开大瓮，用葫芦瓢舀出半瓢白面给我们包饺子吃，那个时刻就是全家最热闹而快乐的时刻。

　　现在回想起来，等待和迎接就是我在那个时候的基本状态。

　　跟着母亲等待父亲回家，跟着父亲等待母亲回家。只要到出井的时刻，他们都会坐卧不安，母亲会不断走出家门，站在街口眺望大路，直到路的尽头出现他们其中一个的身影。父亲也会这样做。

　　看见他们出现在大路的时候，一块悬在心上的石头就落了地。那时候最欢快的是我，我在不同的时刻，分别和母亲迎接着父亲，和父亲迎接着母亲，迎接他们回家。也有迎不到的时候，那时多半就是凶多吉少，肯定是矿井里出事故了。

　　出事故似乎是正常的，比如矿井里落顶、透水、跑野车，这是经常的。

　　矿工也很习惯，只是怎样躲避的问题。即使躲避不及碰了、伤了也是正常的。只要不残，一切都不在话下。我经常会等待到父亲或母亲在矿井里挂彩的时候，他们或是手臂，或是腿脚打着白色绷带回到家来，白色的绷带在那个时候是令我心悸和胆寒的东西。但是父亲或母亲似乎已习以为常。挂彩的时候他们就会留在家里休息，养伤。那段时间我们都会松一口气。

　　真正让我们畏惧的是瓦斯爆炸。那样的事故来临的时候就是真正的灾难来临的时刻。

　　我少年时候经历过瓦斯爆炸，我和母亲在家就听到有人砸门，母亲在慌乱中穿鞋去开门，来人只仓促地说了声：妈呀，瓦斯爆炸了。就跑走了。母亲就慌乱地穿衣，等着我也穿好衣服，母亲就牵着我的手往街上跑。母亲一边跑，一边叮嘱我跟紧，不要被人挤丢了。很多人都在往井口奔跑，那些家里有男人下矿井的，都会往出跑。跑到井口的时候，那里已经拉起了警戒线，有救护车和救火车停在路口，身穿红色救护队衣服的人在矿井出出进进，他们脸上的表情是紧张而慌乱的。父亲被困在矿井里，那是我们知道的，也是我们慌乱而惊恐的缘由。母亲在往井口奔跑的时候，因为慌乱而出现心绞疼痛的症状，她紧捂着心口，坚持往井口跑。

　　就像我在电视中看到的矿难图景一样，站在拥挤在井口的人群里，我们等待着救援人员救援的结果。人们聚在矿井前，不吃不喝，人的肠胃空荡而知觉麻木。那些家里有男人在矿井里困着的，此刻就如同遭遇天塌地陷的灭顶之灾。

　　多年以后，我做了记者，也采访过矿难。

　　走进那些遭遇矿难的矿区，就如同踏进一条悲伤的河流。

　　通常人们清点灾难现场的人数是通过井口灯房发放的矿灯来统计的。

　　在井口得不到救援的消息，母亲就会拖着我去灯房，在窗口母亲要求发放矿灯的人寻找父亲的灯号，那时候我和母亲都盼着父亲的灯在架上挂着，如果在，就说明他在井上。但是清点的结果令母亲更加惶恐，父亲的灯不在灯架上。母亲再往井口跑的时候已经身软如泥，加上心绞痛，她已经全无力气了。我就那样跟母亲站在井口，我们守在井口，希望能看见父亲从井上出来。

　　我那时候是脆弱的，也是胆怯的，除了等待和迎接并无任何能力。

　　但是能等待到什么，将迎接到的是什么我完全茫然。

　　祈求和祷告是我在那时候学会的。我夹在人群里，我在心里为父亲祈求，祷告上天，希望他能够活着，活着出来。当人自身缺失力量，就会寻找和寄托力量在某处，或是在苍穹或是在冥处。

　　信仰由此而来。它在心里，在念中，在精神的彼处。

　　我曾经在矿志上看到过关于矿难的记载。每一个死去的矿工都留下了他们的遗照。

　　当时参加救援的人说，那些后来被运送出来的矿工的遗骸就停在山上临时搭建的工房里。

　　那座山头每天被哭嚎笼罩着。父亲是这次灾难的幸存者，他是看守变电室的工人，他在当班的矿井里，但是没在出事的掌子面。瓦斯爆炸的轰响和火焰吞噬了一切，包括人的身体。

　　父亲和跟他一起在变电室里休息的矿工知道出了事故，他们就躲在水槽里。他们嘴里咬着沾湿的毛巾，潜在水槽里，躲过了那次劫难。

　　我和母亲看见被救护队员用担架抬上来的父亲，我和母亲都哭了，和我的眼泪一起流出来的还有憋在膀胱里的尿液。我放任自己，让尿液在裤裆里放开来稀里哗啦地流。

　　把灾难承受下来并消化掉，这是我们在那时候要做的事情。

　　逃过劫难被看成是幸运和造化的事情，我们都为此额手称庆。虽然被救出矿井的父亲已经气衰力竭，昏迷沉睡，但是我们能看见他活着出来还是值得高兴的事情。父亲从昏迷中醒来，他已经被洗净了身体，安卧在保健站白色的病房里。看见围在他床前的女人和孩子，父亲还是咧开嘴哭了，但我看出他其实是想笑的。他嘴角挤出来的是笑意，从心里升起来的是悲伤，我看见母亲和他抱在一起。父亲和母亲很少当着我们的面表现他们的温存，我甚至觉得他们之间没有温存的情爱。当然这不是事实，因为我们就站在他的病床前，我和我的哥哥弟弟和两个姐姐，我们五个孩子站在他的面前，显然我们是他们情爱的果实。

　　伤痛和疾病来临的时候，通常也是父亲和母亲用来休养自己的时候。那时候他们是可以不去矿井做工的。他们享受着因为伤痛和疾病带给他们的休养时刻。母亲被准假待在家里照顾父亲，为他洗衣煮饭端屎倒尿。他们可以有十天或者半个月的时间，彼此不用去矿井做工待在场上。场上就是地面，母亲习惯称矿井为窑，称地面为场。他们能有一段时间享受太阳光的照耀，享受不去劳作的闲暇。母亲养着大群的鸡鸭，她经常把煮熟的莜面搓成细条，一点一点揪着喂那些在她面前欢叫的鸡鸭，饲养在圈里的猪狗相互抢着食盆子。能有这样的时光在我看来是幸福的。是的，没有恐惧和忧患的时刻就是幸福的时刻，对人来说，免于恐惧和忧患是人应该享有的基本人权。

　　某种时刻，我认为浅表的皮肉之伤是矿工们获得福荫的契机。同样是在保健站的病房里，父亲是快乐的，虽然他的手臂和腿脚打着厚厚的石膏，缠着厚厚的绷带。他的手臂和腿脚肿胀如赭色的石头，但其实我们是清楚的，过一段时间它们会恢复如常。和浅表的皮肉之苦比起来，那些因伤而残才是真正令人悲伤的。我对保健站的记忆很多时候是和那些伤残者联系在一起的。那些因为矿井事故而被截去下肢或手臂的人，他们的表情是真正的悲伤。那些在他们身体出现的遗失和空缺是他们不幸生活的开始。虽然有轮椅和拐杖的帮助，但是他们因遗落在身体的残疾给内心投下的阴影将终生不去。和他们相比，父亲遭受的皮肉之苦简直就是福报，他可以暂时逃遁他在矿井里的劳作。我们暂时脱离笼罩在我们内心里的恐惧和忧患。

　　然而，伤痛和疾病总有好转的时候。当伤痛和疾病从父亲的身上消失的时候，就是我们重新经历和体验恐瞑和忧患的时刻。父亲要重新回到恢复生产的矿井，回到他经历过灾难的地方，他要面对在废墟中重建的秩序。我又能在清晨的时刻听到母亲在灶前的忙碌，我在半醒半睡的时刻又能听见父亲在我枕边响起的吃饭的声音。家里的生活又开始恢复常态，常态就是父亲和母亲分别在不同的时刻走向他们劳作的矿井。父亲在走向矿井的时候没有犹疑，我觉得那是需要强悍的意志和坚毅的心灵力量的。在我后来顶替父亲成为矿工经历着他曾经历过的劳作，那时候我懂得了劫后余生的人在重新回到浩劫之地的时候，需要怎样的意志和怎样的心灵力量。

　　心绞痛，我想那是矿区的生活给母亲的馈赠。

　　母亲有心绞痛，这是让我们担心的事情。母亲的胃也不好，经常会抱着肚子卧床。

　　但是母亲还是要去下窑，她不会骑自行车，就步行，每天步行两个小时到位于矿区后山的一座煤窑干活。下窑的矿工会三班倒，半月倒一次。为了照顾家庭，父亲和母亲经常会把彼此的做工时间错开。不变的是我，我经常是陪着母亲等待父亲，陪着父亲迎接母亲。

　　母亲下窑的时候，照顾家庭的任务就落在父亲身上，洗衣、煮饭、喂养鸡鸭猪狗。除了这些家务活计，父亲还在山上开垦了一片荒地，在那里种植玉米、高粱和土豆。那片开垦出来的荒地是父亲应对他体验和经历过的饥荒的武器。饥荒结束很久了，但是并没有从父亲的生活中消失，他一直用各种办法抵御在他看来有可能袭击我们的饥荒。有一次父亲带着我去山上送粪，他指着长满山野的榆树说：你看见了吧，饥荒的时候，这山上的榆树皮都叫人剥光了。那些榆树皮被人剥去放在滚沸的清水里煮了吃。有的人饥饿难耐时就刨地里的土坷垃吃，但那些东西哪能吃，吃到肚里就胀痛难耐。我听母亲说那时候，他们能吃到的就是照见面影的稀粥，没有干粮，大食堂实行公共化，只海吃了几天就没得吃了。父亲有一天被人从外边背回来，他是饿昏在路上了，父亲从昏迷中醒来，他叫母亲摸他衣服的口袋，母亲摸出两块烤黄的馒头。那是有领导来矿区视察的时候，父亲在食堂吃饭时分到的，他没舍得吃带回家里来给母亲和我们。

　　我觉得饥荒的记忆和饥饿的感觉深潜在父亲的内心里，成为他精神的一部分。

　　饥荒的时光早已离去，但是饥荒的体验一直留在父亲的体内，这使他在日常的生活中始终都保持着对饥荒的警惕。母亲有一次下矿井回来，父亲端上来他煮好的饭菜，不变的玉米面糊糊，不变的高粱面年糕，不变的腌咸菜，这些食物端到母亲面前的时候，被突然打翻在地。劳累一天的母亲已经深深地厌倦了那些食物，她咆哮着训斥父亲：“你就不能做些别的东西吃吗?”我第一次看见母亲为食物生气。可能那些终年食用的东西在母亲看来已经忍无可忍。我们早就不能忍耐，但我们必须忍耐，我们没有资格反抗。但是母亲有，因为她像男人一样去下窑，像男人一样在窑里干活儿。

　　父亲和母亲吵架的时候很多，他们经常为一些小事情拌嘴，吵急了父亲就会挥拳揍母亲。他瞪着眼睛，高声呼叫，拳头就像鼓槌一样落在母亲身上。母亲也不示弱，她会把能抓到的东西全砸在地上，饭桌、餐盘、碗筷、暖壶等等，一场架干下来基本就是狼藉一片。那样的情景如同我们的生活。

　　然而父亲其实是心疼母亲的，他只是因为对饥荒的深刻记忆而失去了对生活的正常判断。他一直做着应对饥荒的准备，然而幸运的是那些饥荒的岁月在父亲离开人世之前他都没能看到。

　　我看见过父亲对母亲的牵挂。那是在母亲到了出井的时间还没能回到家来的时刻。

　　越过了等待的极限以后，父亲就带着我们去找母亲。那是冬天，天空飘着大雪，我们和父亲踩着积雪往母亲所在的小煤窑走，我一路听着父亲的大脚踩着积雪吱吱作响。有火车拖着装满煤炭的车皮从我们身边呼啸着开过。两个小时以后，我们到了山上那座由家属女工开采的煤窑，窑口已经等了很多的人。到达的时候，我们听说煤窑出事了。母亲赶上了掌子面落顶，有家属女工被压在了掌子面。从大矿调来的救护队员正在开往井下救人，井口已经拉起了警戒线，我们被阻挡在警戒线之外。

　　救援的消息迟迟没有，困在矿井里的女工的生死都无法获悉。等候在井口的人不时地骚动起来。

　　我们被劝说着，被阻止着。然而父亲还是圆睁了双眼抖动着胡子狂叫，他的愤怒和忧虑恐惧一起到来，他狂叫着怒骂那些在他看来行动迟缓的救援人员，狂叫着怒骂那些试图劝阻我们离开的领导干部，对谁都没有好脸色。那时候我就看见过记者来到井口，他们背着照相机，拿着本子和笔，不住地记录什么，但他们实际上什么也报道不出来。因为有上级指示，他们不得擅自发表任何关于事故的消息。父亲对记者也没好脸色，他瞧不起那些手拿笔杆子的人，他觉得他们做不出什么像样子的事情。

　　等待在井口的人被劝说着离开现场，在一间大房里，有人预备了干粮、热水和棉被。

　　装干粮和热水的器具都是军人使用的器具，包括棉被。但是父亲拒绝去那里休息。他守候在井口，父亲的眼睛充满血丝，看上去血红，他虎视眈眈地盯着那些穿梭进出的救援人员，凶神恶煞地瞪着负责指挥现场的干部，显然父亲在场使人家很不舒服。那些人不能懈怠，必须积极而努力地工作。父亲在场对很多人是一种制约的力量。任何人都不能劝离父亲，他对劝他的人说：“老子见不到老子女人一步也不离开。”他又说：“老子要见不到老子的女人，你们也别想活了。”

　　我那时候跟在父亲身边，我生怕他的犟脾气会惹出什么祸端。但显然也没有人愿意惹他。

　　那些被困在窑里的女人被救上来的时候，我听到哭声在我头顶响成一片。

　　那是女人因为恐惧而发出的撕心裂肺的恸哭。然而能哭出来的女人是幸运的。

　　真正不幸的是那些永远停止哭泣的女人，她们和那些矿井里的黑暗同在。

　　母亲是属于能哭出来的，但是她也没有哭。

　　她看见父亲和我们，不顾身上的炭黑就猛亲一气。

　　父亲的颜面终于在那个时刻缓过神来。

　　他用他的大手和长臂以及胸膛把我们全部搂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