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西区被誉为中国的鲁尔，在新中国成立的初期，工厂这一单位组织在国家政治经济体制建设中体现着“多功能”的性质，单位不仅是从事工作获得收入的一个生产空间，也是单位成员获取“从摇篮到坟墓”各种资源的生活空间。尤其是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各种社会组织、社会管理、社会行动、社会生活均在工厂的基础单位组织形式上进行建构。有学者指出，“在传统社会主义社会依赖性结构中，主要存在着两个依赖环节，一是单位组织依赖于国家，二是个人依赖于单位组织”。在工厂与工人村之间微妙的“厂家合一”的生产生活共同体内，工人在工厂中从事生产劳动，在工人村生活、休息、娱乐、享受工厂带来的多样化的社会福利，从而形成“个人—家庭—工厂(社会)—国家”的同心圆结构，进入工厂便意味着是“公家人”“吃皇粮”。工作是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而工人村的生活才真正彰显出工人作为社会主人翁的身份地位，行使着由国家赋予的社会主体权利，初步形成带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工业社会有机体——“厂家合一”。

　　时至今日，依然可以在铁西的工人村生活馆寻找到一部分按照当时工人们的家庭原样布置的房间，将记忆带回上世纪50—80年代。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初期，新中国的产业工人们带着希望、骄傲、喜悦、期待以及“主人翁”想象涌入城市、涌入工厂、涌入工人村。然而“万物皆轮回，凡是繁荣过的，也必将破败。”工人村的辉煌，终究在经济体制改革、国企改制大潮中黯淡了，也宣告着以围绕工厂和工人村为中心构建的工人生活共同体的解体，工厂与国家之间的依赖关系失效，继而工人与工厂之间的依赖关系失效，“个人—家庭—工厂(社会)—国家”的同心圆结构难以为继，改革的“进步”和下岗的“迷茫”，同时弥散在老工业基地。在“产权改革”阶段中，“铁饭碗”被彻底打破，“减员增效、下岗分流”使以往凭借“工人”身份就可以获得的特权消失殆尽。国家退出了对劳动市场的绝对控制，也卸下了“由摇篮到坟墓”的“无限”责任。工人的“理想国”无法承载工人的“理想”，国家与工人之间的“直接关系”亦转变为“国家—企业—工人”之间的“间接关系”。

　　工厂改革磨灭了工人主体的骄傲，工人村也随之失去往日的生气，昔日的繁荣也仅仅能维持表面尊严，在改革之中，无法支撑起实实在在的生活。“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霜雪雨，工人村房屋老化严重，地基下沉、墙体断裂、管线老化严重，跑冒滴漏随处可见，人民居住环境亟待改善。随着人口增长，居住条件拥挤，加之两家、三家共用一个厨房、厕所，居民生活极为不便。”工人村走向没落，成了落后的典型，是工业时代遗留下来的廉价的工人福利住宅，新的“成功者”想尽一切办法，逃离“工人村”住上新房子。空间在衰颓、在锈化，凸显着工人村人际关系的紧张，“一门几户的工人村旧居，刚入住时相敬如宾，时间长了，矛盾显现，油盐水电等不起眼的小事，相互之间也能打得不可开交。更有甚者，父母辈明争暗斗，儿女辈却暗结珠胎，仇恨的种子进一步散播，一笔算不清的糊涂账”。从积极昂扬的生活空间到破败、衰颓的城市边缘，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使“工人村”变迁本身便具有极大的叙事张力，这是小说《工人村》得以成立的基础。

　　叙事作品的“空间形式”离不开时间，它其实正是由时间线索或时间链条构成的。自1952年9月25日铁西工人村举行全面施工典礼始，工人村经历了创建、发展、衰颓、拆迁、重建的过程，如今以“工人村生活馆”的方式得以活化和复兴，成为社会生产历史的记忆空间。现实中存在的工人村物理空间为小说创作提供素材，是小说《工人村》的叙事基础，班宇巧妙地将时空坐标锁定在下岗潮中的工人村，以“子一代”的视角，回望在社会巨变中不断被时代洪流冲刷的工人群体，打捞集体记忆与个人生活经验，将时代的转折与工人的尊严相结合，将工人村的物理空间与发生在工人村的故事相结合，使“工人村”形成独特的“艺术时空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