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王氏通过对隋迎之的看相，既向洼狸镇众人显示了她与鬼神沟通的通灵的奇异能力，又通看相后怪异的表现暗示隋迎之交出粉丝大厂，帮助他躲避了未来的灾祸，由此张王氏在洼狸镇进一步树立了自己的崇高地位。

　　小说还描绘了几场祭祀仪式，例如为大虎的祭祀时，她的歌声吸引了无数洼狸镇的人前来观看祭祀仪式，并且全镇人都感觉自己得到了精神洗礼。喃喃的歌声、低哑的琴声相互交织的情境下，张王氏坐在蒲团上祈祷，这场景为张王氏蒙上了一层神秘的、甚至神性的色彩。张炜向人们展示来自古代齐地的浪漫、神秘的祭祀场景，这也是他对齐地民间巫文化的寻找与坚守。

　　再者，张王氏对所有的事情了若指掌，不仅知道别人的私事，更知道别人所不知道的事。她知道赵炳希望他自己妻子欢儿赶快死、她也知道打李其生的人一定依了四爷爷的意思;她也能看出土皇帝赵炳“肚里有条虫”，她也知道按摩对四爷爷赵炳起不了什么作用。当张王氏的种种本领被夸张到超越现实的程度时，这个人物就近乎神性，具有“巫”的色彩了。

　　然而，“巫”者虽然可以通灵，可以传达上天的意志，但是他们毕竟是人，身上不免也带了人的特征。所以张炜在描写张王氏时，既写出她的神性，更写出了她身上具有的真善美的人性：张王氏为死去的英雄隋不昭作盛大的悼念会，在悼念时，从来不会哭的张王氏大哭不止;当隋大虎在前线战死后，张王氏为大虎从半夜唱到天明。所以，当“巫”者的人性的真善美被放大，生命的本真、单纯、美丽达到极致时，神性也就被凸显出来了。

　　(二)“巫”者的异化——封建宗法文化的毒害。美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家吉尔伯特认为“在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妇女的命运不是发疯就是成为玩物”[5]。洼狸镇作为一个长期与外界封闭的小镇，其内部的社会结构类似于封建宗法社会结构和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在传统封建宗法文化的桎梏下，《古船》中几乎每个女性都最终走向了悲剧的命运，即使最接近“神”的“巫”者张王氏也不能幸免。

　　在《古船》中，封建宗法文化充斥着洼狸镇生活的每个角落，最为明显的是土皇帝赵炳。赵炳是赵家的封建大家长，更是洼狸镇的封建掌权者，他随便说一句话，就有人遵从，将扒城墙的人的腿砸断;只要他一个念头，就可以确定镇上每一个人的生死，比如小葵因为四爷爷想让她嫁给兆路、跛四，她只能放弃对隋抱朴的爱意嫁人;甚至在一次地震后，只因四爷爷赵炳一句“不再地震了”，人们就回家了。

　　张王氏生于长于这个以家族宗法为基础的洼狸镇大环境中，自身的观念、行动都不可避免地受封建宗法文化的影响。即使她能够对洼狸镇的事情了若指掌，心里比谁都清楚;即使她表现得浪媚，把野糖插在胸脯上，允许买野糖的人摸她的头发或胸脯，似乎不遵从三从四德，要冲破封建礼教。但是，她的行为处处受封建宗法文化的渗透、控制，例如她为死去的李其生脱去衣衫的举动，与山东传统的封建习俗不谋而合，因为在山东的旧习俗中，当一个人死亡的时候，一定要给他沐浴更衣，再把他移到正屋的灵床上。如果没有沐浴更衣就死了，即“光着身子走了”，死者的亲人会由此感到遗憾一生。再如她为了活得“体面”，主动顺从封建宗法制度，寻求封建家长四爷爷赵炳的庇护，讨好四爷爷，给四爷爷捏背。

　　封建宗法文化对“巫”者张王氏的毒害，一方面体现在“巫”者的神权沦为封建家族族长赵炳巩固族权的工具，甚至成为族权的意识形态，如此“巫”者张王氏身上的神性就被剥落了，这是封建宗法文化使张王氏“巫”者身份变异的第一步。赵炳给予张王氏为其按摩捏背的“殊荣”，他的小院也只允许张王氏和吴校长进入，四爷爷赵炳赋予张王氏种种“特权”，其实本质上是通过拉拢、控制张王氏的自然人的身份来达到控制、利用“巫”者张王氏神权的目的。

　　另一方面，张王氏是“巫”者，更是个女人。女性身份更加速了封建宗法文化对“巫”者身份的异化，具体地体现在对“巫”者张王氏女性身份的奴化上。洼狸镇作为一个以封建男权为中心的社会，女性不免被男性控制、征服，被紧紧压制在底层，甚至产生畸形的变异，变成“不完全的社会动物”。所以即使是女性“巫”者，也不免从神坛的跌落，在等级森严的秩序之中，她们只是依附于男权的妻、妾，甚至妓。在《古船》中，“张王氏”这个称呼本身就带有封建男权色彩，小说自始至终也没有出现张王氏完整的名字，她只是被冠以夫姓。因此她的女性身份的一部分也被男性剥夺了，并且这种剥夺，张王氏自己也并没觉得不妥，封建宗法文化已经渗透进张王氏的血液和骨髓。身为寡妇，为了在洼狸镇立足、为了“体面”地生活，她也不得不顺从洼狸镇的封建规则，常年为四爷爷赵炳浇花、捏背，甚至和赵炳保持不正当的暧昧关系，甘心受其奴役。她最后还是选择了逃走，她吃毒鱼自杀，但因为夜晚看不清楚，发现吃的根本不是毒鱼，终于明白是老天爷不让她离开洼狸镇。身处封建男权社会的张王氏困于男权的囹圄，最终无处可逃，甚至自己生命权都失去了，所以她变得麻木了，奴化了。如此，完成了“巫”者张王氏最终的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