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影电视的人叫“观众”，听广播的人叫“听众”，媒体服务的对象统称“受众”，这里我想说说“跟众”。“跟众”是我生造的一个新词，意为“紧跟的干部群众”或“紧跟的群众”。我想从一个真实的故事说起。某局局长陈某，因受贿罪被法院判刑6年。在上级纪委调查陈某期间，陈某所在单位出具了一份有几十名干部群众签名的“证明”，称陈某一向爱岗敬业，工作认真负责，注意勤俭节约，从不乱花国家一分钱，是一个廉洁自律的人，一个恪守原则、大公无私的人……在这份“证明”的赞誉下，陈某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儿问题，简直就是一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英雄模范人物。

　　一边是司法机关认定的受贿数十万元的贪官，一边是原单位正式公文认定的爱岗敬业、工作认真的好局长，廉洁自律、大公无私的好领导，针对同一个陈局长的两种评价，为何存在着如此强烈的反差?有人说，陈某单位的领导职工众口一词“证明”他是好干部，主要是因为被他“台上高喊反腐败，台下大搞腐败”的表面功夫所迷惑，被他头上的“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的金字招牌所蒙蔽，从而对发生在身边的腐败嗅觉不灵，洞察力不明。也有人怀疑，陈某的一些同僚可能与陈某同在一条船上，担心陈某倒下后“拔出萝卜带出泥”，因此千方百计要为陈某说好话、唱赞歌，希望帮助他渡过难关，以求“他好我好大家好”，云云。

　　这些分析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似乎又不尽然。陈局长出事前是单位的“一把手”，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单位的形象。一个单位(或一个地方，以下同)的主要领导出了问题，意味着这个单位的“带头大哥”被直接否定了，很多时候，一些紧跟在“带头大哥”后面的干部群众，往往会(至少是在潜意识里)产生自己也被间接否定了的感觉。常见的情形是，某单位主要领导出了问题被查处后，新领导走马上任与干部群众见面，要么是这个新领导本人，要么是送他赴任的组织部门的领导，一定要在见面会上郑重强调，虽然出现了某某领导涉及腐败的案件，但绝大多数干部群众是好的，是经得起严峻形势和复杂局面考验的。这样的表态无疑有着切近的针对性，它实际上是在对这个刚刚被查处了主要领导、形象和价值都“很受伤”的单位进行抚慰，希望帮助“跟众”们尽快走出心理阴影，团结在新领导周围，重新回到正常的工作中来。

　　一般情况下，“跟众”都是不愿意看到领导出事的，除非是这个领导已经众叛亲离，“跟众”在心底里与他划清了界限，不再成其为“跟众”，并盼星星盼月亮一般盼着领导倒霉完蛋。上述陈局长与所在单位的干部群众的关系，则是典型的“带头大哥”与“跟众”的关系。“跟众”们希望为陈局长讨“清白”，实际上也是要为自己讨“清白”;他们竭力要维护陈局长的形象，实际上也是要竭力维护自己的形象;他们不能接受陈局长被否定的现实，实际上也是不能接受自己被否定的现实。在民主发达的国家，民众自由选举的结果往往也难免选错人，但很多人都不愿意承认自己选错了人。同理，在不能自由“选”领导而只能“跟”领导的时候，很多人也不愿意承认自己“跟”错了人。虽然“跟”错人之错，主要在于“带头大哥”力量太过强大，令“跟众”们除了“紧跟”别无选择(或者如“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反映的困境那样，“跟众”饱受“带头大哥”欺侮凌辱之后，形成了对“带头大哥”的深刻依赖而无法摆脱)，然而“跟众”也是要面子的，他们不能轻易否认自己的“紧跟”，有时即便有所醒悟，他们也宁愿继续错下去，高唱“紧跟‘带头大哥’，开创万世幸福”的赞歌毫不动摇。

　　有一种人所熟知的“历史观”，认为某某人物(如斯大林)代表了一个时代，代表了一段历史，代表着经历了那个时代、“紧跟”了那段历史的千百万人的情感和记忆。言下之意，对某某人物的评价，就是对一个时代、一段历史以及千百万人的情感和记忆的评价。为了让自己有一个正面的评价，时代、历史和千百万人会非常自觉、非常小心地对这个人物作出“选择性正面评价”，即便这个人物曾经犯下过不可饶恕的罪错，也不能对他有丝毫不敬，更不能对他全盘否定——因为对他的否定，不仅仅是对他一个人的否定，更是对那一个时代、那一段历史以及那些被他“代表”了情感和记忆的千百万人的否定，时代不答应，历史不答应，千百万“跟众”绝不答应!问题被提升到如此骇人听闻的高度，就变得极端严重、敏感而又索然无味了。

　　前面说的那个陈局长，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充其量只能代表他所在单位的部分干部群众的情感与记忆，不过，众多干部群众齐刷刷为他高唱赞歌，也堪称一个单位中“跟众”对“带头大哥”无比忠信之明证。好在“跟众”也属于特定的时代和历史，当时代和历史掀开新的一页，新“跟众”对旧“带头大哥”的客观认识和评价，迟早还是要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