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诏”，单从字面上剖析，左为“言”，右为“召”;二者合二为一，即“将某种言论昭告天下”之意。于是，诏书便是皇帝把信息公之于众的一种文书形式。类似于今天各单位，各部门下发的各种文件通知。

　　中国历史上官方有据可查的退位诏书，仅存十份。其中最富盛名的应是清愍帝退位诏。有道是“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时值辛亥革命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当人们更多地把目光聚集在革命者身上，更多地歌颂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时。作为今人，重新审视清末时期象征从专制走向“共和”的《清帝退位诏书》，依旧具有历史价值。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而反映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标志之一，就是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代表6岁的皇帝溥仪颁布的“退位诏书”，即“清帝退位诏书”，至此溥仪正式“下岗”。相对于苟延残喘的清王室来说，这是避免生灵涂炭的明智之举;而对于襁褓中的民国来说，这是避免内战，走向共和的理性之举。清帝退位诏书中关于帝国终结，走向共和;和平统一，民族团结等施政纲领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历史就是发生在过去的故事。一个王朝的施政纲领，兴盛衰败，价值体系，甚至明哲保身，从其帝国思维中可窥一斑。清帝退位诏书共有三道，其中第一道名为“宣布共和国体由”。此诏经南京临时参议院讨论后，由袁世凯转交清廷公布之。其余两道懿旨，一道为致全国军民的，称之“民政部等严密防范地面由”，即退位是为民着想、为社稷着想，希冀能国泰民安之;第三道则是致王室皇亲国戚与满、蒙、回、藏族人民的，题为“优待条件尚为周至等由”，说的是皇帝退位是缘于对皇室成员和各民族都享有优待条件，实现民族团结，以“化除畛域，共保治安”。

　　《清帝退位诏书》正文有云：“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於前，北方各将亦主张於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言简意赅，切中要害。清王室自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伊始，从此便一蹶不振。此诏正是顺应历史之潮流，主动出击，将统治权归还全国，为共和国立宪，这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虽然后来出现的袁世凯称帝、军阀混战、张勋复辟、建立伪满洲国的逆流插曲，但退位诏书的宪政性历史意义无疑具有现实的标本价值。

　　同时，《清帝退位诏书》正文又称：“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满、汉、蒙、回、藏五族领土完整，各民族平等，实现民族团结，废除等级制，但凡中华民国的子民们，不失偏颇，一视同仁。正如今日“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一样，即众生平等。

　　当天一同颁布的还有《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和《优待皇室条件》，也是清帝退位的补充性文件。其中《优待皇室条件》说道：“皇帝退位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故1917年7月1日的张勋复辟实为破坏共和宪政的非法行为。“优待条件”还说道：“清皇族对于中华民国国家之公权及私权，与国民同等。今因满、蒙、回、藏各民族赞同共和，中华民国所以待遇者与汉人平等。保护其原有之私产。王公中有生计过艰者，设法代筹生计。满、蒙、回、藏原有之宗教，听其自由信仰。”清王室与中华民国约定的这些优待条款对于和平解决新旧政权交接，缓和阶级矛盾;实现顺利过度，化解社会矛盾，加强民族团结等等现实问题具有的时代意义不言而喻。

　　与其他帝王退位诏书相比，所不同的只是以往的退位诏书都是皇帝向权臣移交政权的官方文件，并未涉及到宪政体制洗牌。而《清帝退位诏书》则是清王朝向资产阶级革命派移交政权，建立共和的政治主张，这就是该诏书和其他退位诏书的本质区别所在。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觉来看，“迈向共和”是清王室的历史必然性选择。《清帝退位诏书》是清末各种政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