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能写史诗性小说，也能写《安娜·卡列尼娜》那种家庭伦理小说，”司南插嘴道，“虽然写的是家庭伦理，但如果读者长着一双慧眼，就会把这本书当作人性的启示录来读。托尔斯泰给我最强烈的感受是他的真挚和怕死——我很早就读过他的《忏悔录》，它直接来源于托翁对死亡的恐惧。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出生在贵族家庭，却自认是农奴的朋友，总想解放他们，但农奴们却没有一个真正相信他，啊，这太像一个笨拙的讽刺了。”

　　“就像梵高!生前只有他弟弟提奥买过他的画，而死后他的画却成了全世界拍卖价格最贵的画，有人说这是梵高的荣誉，说明他被社会承认了，”她激动地说，“可我不这么看!我觉得这像是命运对伟大艺术家的讽刺，而且是恶毒的讽刺!”

　　“命运对那些特立独行的艺术家总是不公平的，尤其在他们生前……”他惋惜地说，像是自言自语。

　　“命运对那些杰出创作者的不公平也体现在寿命上，比如契诃夫，”鹿婧说，“那么才华横溢，却只活了四十多岁……如果命运再给他三十年时间，他会创作出怎样惊人的作品啊!”

　　“是的，可惜极了!”司南继续说，“在短篇小说家里，我最喜欢契诃夫。但比起他的小说，我更爱他的剧本。《樱桃园》《三姐妹》和《万尼亚舅舅》，是三座高峰，光芒万丈。契诃夫的心灵世界足够复杂，但他呈现这种复杂时依托的却是一种纯真的情感。现在的作家学不了契诃夫，因为他们都太精了，本来能写出了不起的文字，但由于太精于算计，所以只会使自己的文本趋于平庸和肤浅。”

　　“司南，你说得对极了!”鹿婧兴奋地说道，“契诃夫的文本内核中确实有极为纯真的一面，很罕见，而且写得又那么深刻，这太难做到了!真让你抓到了他的精髓——那巴尔扎克呢?你看巴尔扎克的照片，他满脸横肉，显得非常粗鲁，就像一个底层商贩，但他可是一个大人物啊，是文豪啊!他的小说元气十足、思想锐利，我觉得他才是最棒的!”

　　“同意，绝对同意!”司南大笑着说，“你喜欢雨果吗?”

　　“喜欢，但我更喜欢巴尔扎克!”鹿婧开心地说道，望着司南的眼睛笑了起来，“雨果其实是个历史小说家，他的叙事技巧是通俗小说的笔法，而且有执拗的恶趣味，比如《巴黎圣母院》。这部小说的败笔就是他大谈巴黎建筑美学的那些篇章，像学术报告……”

　　“比起巴尔扎克，我更喜欢雨果——最喜欢他的《九三年》，”司南看着向他微笑的鹿婧，声调有力又亲切，“有一些经典作家，甚至是大师，我却喜欢不起来，比如海明威。我不喜欢海明威的小说，除了《老人与海》，他的其他小说我都读不下去，觉得累，感觉像是提着一大桶水在读他的书，费劲儿。他的写法是电报体，我却觉得他行文啰啰嗦嗦。我的直觉，他在文法上太自负了，但因为他是天才，所以这些缺陷被他的才华掩盖住了。还有，他备受赞誉的写巴黎文人生活的散文集《流动的盛宴》，我读起来也觉得很枯燥，仿佛一帮文艺青年的不知所以的梦游，令人厌倦……”

　　他们谈到了卡夫卡、卡佛和卡尔维诺。

　　“卡夫卡像一个负债者，一生都在还债，但这债务不是他一个人欠的，而是全人类欠的……”司南接着说，“卡佛则太丧，有这样一个丈夫，妻子迟早会吐血。但卡佛的小说里有诗意，这太宝贵了，就是那种在非常绝望又绝不自杀的情景中硬要活下去的勇气，充满了独特的诗意。这种诗意没有自怜自艾，是有尊严的一种诗意……”

　　“还有卡尔维诺。他是一个文学顽童，或者是一个文本花花公子，所以他是一个高手。他小说里最深刻的那部分，你读起来并不感到吃力，没有负担，但你却能领会到他给予读者的那种深刻性——举重若轻啊!噢，对了，你怎么看现代派?”鹿婧突然问司南，脸上带着好奇的神色。

　　“我十七八岁时开始读现代派，卡夫卡、普鲁斯特、乔伊斯、穆齐尔，等等。什么新鲜就读什么，什么激进就读什么。那时年轻，竟然觉得巴尔扎克的写法已经过时了。”他郑重地回答道，“可是最近一段时间我阅读了不少老派小说，有些是重读，就是那些叙事性的、19世纪的小说，比如巴尔扎克、司汤达、雨果、狄更斯的小说。我发现他们写得还是好，是那种名副其实的好，是那种牢固的好。他们并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过时的只是当今那些空有名声且立意肤浅的作家，或者模仿了现代派作家的一招半式，只会在结构和形式上虚张声势的作家——他们的小说只是快餐式的小说，一诞生就会过期，就会发出腐败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