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时常克制自己的情绪，因为他觉得无节制的情绪会使一个人丧失理性，从而做出错误的判断。他认为一个小说家，应该时时对生活保持一种深刻的洞见，并且承受(如果不是忍受的话)生命赋予自己的全部内容(有的是正面的，有的是负面的;有的是快乐的，有的是悲伤的)。在生活和写作中，他希望自己的所作所为务必纯洁，而与人沟通，他尽可能采用直言不讳的方式，光明磊落。他发觉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如今的信息时代，短视频泛滥，可人们得到的信息越多，反而越贫乏、闭塞，海量的信息将人的专注性淹没了，同时也杀死了想象力，一切都变成了碎片化的存在。因此他决心逆时代潮流而动，收拢心思，专心致志进行纯文学创作，在艺术创造中解放自己的想象力。

　　万事万物，司南认为爱是这世上唯一不能被交易的东西。在性别议题上，他从心灵深处尊崇女性，而鹿婧就是他敬重的、视为知己的一个女人。

　　相知的、温暖的又奇怪的关系

　　司南与鹿婧认识后，有大半年时间通过电子邮件联系，两人之间无非是作者与编辑的关系。后来在一次文学研讨会上，司南才初次见到鹿婧。他对鹿婧在研讨会上的发言极为佩服，这个比自己大两岁的女人对文学有着深刻的理解，观点新鲜而独特，不留余地，也不打折扣，而且态度十分真诚。会议结束后，他和鹿婧的来往开始增多。两人经常约在一个茶社里喝茶聊天，基本上都是交流各自的阅读感受以及讨论文学问题，每次见面他们都聊得很尽兴。他记得两人聊得最酣畅的一次发生在初秋的一个午后。

　　当时他们已经非常熟悉，落座后没有客套，便开始边喝茶边聊起文坛上的新闻和最近读的小说。他们谈到了张爱玲。鹿婧极喜爱这位作家，只要谈到她喜爱的作家，她的眼神就开始发光，整个人也显得愉快而亢奋。

　　“司南，你有没有发现，你读的现当代小说越多，就越能体会到张爱玲的伟大。民国要是没有她，那么在小说这块土地上将没有大树。她写的小说，在结构和语言上远超她同时代的人，是真正的天才之作。”喝了一口茶，鹿婧接着说，“我很喜欢她后期的《易经》和《雷锋塔》，可以说爱不释手。这两篇小说是我的枕边书，哈哈。我觉得没有人比她更懂那个古老而神秘的中国。另外，你如果真正弄懂了张爱玲这个人，会发觉她在为人上比谁都厚道!”

　　“嗯嗯，很多人说她刻薄，是因为不了解她或者不懂她。她言辞锋利，也只是道出了人生的真相，而真相总是残酷的。”司南从椅子上直起身子，继续说，“你看看她的个人生活，如果她是一个追求功利的人，或者是那些所谓的精明人，就不会选择胡兰成，更不会选择那个穷困潦倒的剧作家赖雅。”

　　“是的，张爱玲只选择爱情，而不管其他什么。在这一点上，她挺呆的，”她说，“这种呆就是一种痴!她从不考虑功利和感情之外的因素，只是单纯地爱一个人，其他的全靠边站。”

　　“爱情真迷人啊!鹿婧，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理解爱情的，我更多的是在阅读爱情小说中理解爱情的。”他感慨地说道，“我大概十五岁就读了《茶花女》和《简·爱》，如果提前几年读，我会在情感的认知上成熟得更快……艾米莉的《呼啸山庄》也很棒，和《简·爱》完全不同，它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爱情小说。”

　　“《呼啸山庄》太过黑暗阴郁，我甚至觉得它表达的不是爱情，而是爱情的复仇，是心灵的诅咒，是人类因为爱情而变成魔鬼的全过程。”她注视着司南，加快语速说下去，好像一刻也不能停顿似的，“至于我是怎么理解爱情的……有两个通道，一个和你一样，当然是阅读爱情小说，从中理解爱与情感;另一个就是生活喽，可是生活常常会给我们失败的教训。噢，还是回到艾米莉吧，感谢撒旦，《呼啸山庄》没有遗漏任何一个关于爱情的丑陋而恐怖的细节。读过它，再读《简·爱》，你会发现与它相比，《简·爱》简直像爱情童话了……但我还是更喜欢《简·爱》，它的深刻性就在于那个‘信’字。人世有大信，而这个大信正是爱情的基座——你只有相信爱情存在，爱情才会存在。”

　　他们谈到了俄罗斯小说家。鹿婧说：“司南，我永远热爱托尔斯泰，一说到他的名字，我就肃然起敬。现在不会再有类似于《战争与和平》的那种史诗性小说了，已经绝迹了……原因嘛，一是当代不会再有托尔斯泰这样的作家了——很遗憾，这种人格消失了;二是也没有战争幻想大师拿破仑了，没有那种波澜壮阔的战争背景了。说到拿破仑，他就是个战争疯子，是个血腥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