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校子弟

　　从3岁到15岁，我在粤东洋铁岭下的汕头农校生活了十三年。那时交通不便，信息封闭，童年及少年的我，基本上就以这所学校(加上几里路外的小学和初中)作为活动天地。小时候浑浑噩噩，长大后方才晓得，我生活的这个世界实在太小太小了。

　　一条公路穿校而过，东边是十几间大教室，四百米跑道围起来的体育场，还有几排学生宿舍。西边有四排教师宿舍，一座图书馆，两层的办公楼，以及饭厅(礼堂)和厨房。这就是学校的主体结构了，往东推进是农田，往西发展是果园。公路拐弯处立有一座四面纪念碑，上面隶书“毛主席万岁”等标语，那是我父亲的手笔，当初十分得意。文革期间，父亲被关押审查，每天经过此碑，我都默默注视，不是敬祝领袖万寿无疆，而是希望这碑上的字不被铲除，那就意味着父亲能平安归来。

　　因为是90度急转弯，又是上坡，那地方很容易出车祸。记得有一年，大卡车上坡急转时出问题，轮子一直滚到小卖部前，把柜台都撞坏了，好在没伤着人。从这里岔开去，有一坑坑洼洼的小路，经过一养牛场和小池塘，就来到农校家属区，再就是养猪场了。

　　不知汕头农校到底有多少教职工，反正家属区不大，两排平房相向而立，中间有一小广场，植有几株橄榄树。宿舍区分上下两级，有五六米的台阶连接，合起来也就三十间左右。每家一间带厨房的小屋，各自独立做饭，偶有挪到门口表演的。十多年前，我曾重归故里，站在那狭小且破败不堪的旧居前，感叹当初我们三兄弟和阿嫲(祖母)就生活在这十二三平米的空间。记得屋里安放两张木床，中间夹一高桌，既是饭桌也是书桌。旁边是装衣物的柜子，还有几只小板凳，再就是锅碗瓢盆了。当初也没觉得特别苦，因相对于周边村子的农民，我们的生活还算是好的。

　　父母住在几百米外的教师宿舍，也只有一间房，今天看来，同样十分简陋。好在旁边就是图书馆，母亲早年是图书馆员，我上小学那年，她才调到潮州华侨中学教语文。农校不设幼儿园，我童年嬉戏的空间，除了可随意奔跑的山野，再就是图书馆里纵横交错的书间小道。

　　二十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散文《不知茱萸为何物》(1999年8月19日《人民日报》)，开篇就是：“夏夜里，阵阵凉风过后，暑气尽消。眼前萤火闪烁，背景则是黑黝黝的大山，学校操场的草地上，父母和我们三兄弟围坐一圈，在一片蛙声中，比赛背诵唐诗——三十多年前的旧事，如今依旧历历在目。”那操场边上，有一棵很大的木棉树，现在不知是否还在。至于背唐诗，我长大后才发现，父亲用的是中华书局“古典文学普及读本”的《唐诗一百首》。几年前央视做我的专访，还专门到网上买了一册作为道具。

　　家属区旁，有一道蜿蜒的小溪，弯弯曲曲，时深时浅。踩着垫高的石头，跨过小溪，就是一片分配给各家耕作的自留地。高处种蔬菜，低处植芋头，因后者需要较多水分。阿嫲擅长农活，在那块小地盘上深耕细作，收获颇丰。尤其是种植芋头，保水施肥等，那是需要技术的。我跟在她后面，帮点小忙，以至日后插队务农，拿起锄头有模有样。小溪里有鱼，大多藏在石头间，个头很小，忙碌大半天，收获甚微，但好玩。

　　顺着小溪，可以一直走到半山腰。曾经跟着农校的老师，沿溪采集各种中草药，可惜那些宝贝第二天就被母亲扔了，害得我心疼好几天。坡越来越陡，关键处必须手足并用。好在山并不高，海拔只有三百米。爬到山顶，环顾四周，也没什么特殊的风景。有几处残破的碉堡，据说抗战时，国军和日寇在此地有过一场激烈战斗。

　　文革爆发，父母被隔离审查，红卫兵前来抄家，开始只管教师宿舍，后来才延伸到家属区。那年我已十三岁，颇为懂事，一看情势不好，预先自己检查一遍。房子很小，很快发现柜子上有一包装严密的袋子，打开一看，藏着生锈的子弹壳，子弹壳里还有纸条。那年头，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我取纸条时手一直发抖，担心真有什么变天账或密电码。打开纸条一看，是父亲的字迹，说某年某月某日登洋铁岭，在碉堡旁捡到此子弹壳，遥想当初战斗场面，然后就是一段抒情文字。父亲自幼爱好文学，属于典型的文青，如此举措，完全可以理解。可在那个年代，无风尚且三尺浪，我怕说不清楚，赶紧将父亲精心收藏的子弹壳和小纸条一并消灭。

　　忘记是哪一年了，反正是文革前不久，所谓“英雄辈出”的时代，不时有舍身救列车、救羊群、救粮食的故事传来。某天晚上，农校仓库起火，有一学生奋不顾身与歹徒搏斗，手臂被刺了两刀，还高喊“不要管我，救火要紧”，于是成了学校大力表彰的对象。可没过几天，县公安局来人，把这“英雄”抓走了。这才知道，原来是那学生想当英雄想疯了，自导自演了这出好戏。大人的世界很复杂，小孩子根本不懂，也不关心，若非此事跌宕起伏，戏剧性太强，我对农校的日常生活完全没有记忆。也不对，应该这么说，我对农校的唯一兴趣，是国庆及春节的聚餐与文艺表演。

　　农校家属区的卫生条件实在太差，大人小孩上百口，只有四个公厕的位子。要不就起早贪黑，排队蹲坑，要不就走好远的路，教师宿舍区那边有较大的公厕。于是，几乎是无师自通，小孩子都跑到竹林深处自己解决了。那竹林很大，孩子们各有自己的方位，一般不会撞车。而大自然自我清洁的力量，那才叫奇妙，基本上不会有污秽的痕迹。唯一不方便的是刮风下雨天，或者半夜里需要出恭。

　　多年前，我写过一篇《“厕所文化”》(《十月》1995年第2期)，其中有这么一段：“周作人在《入厕读书》中，曾抱怨北京那种‘只有一个坑两垛砖头，雨淋风吹日晒全不管’的茅厕。此等去处，倘遇风雨，实在难以‘悠然见南山’。个中滋味，下过乡插过队的，大致都能领略。没有屋顶的厕所，偶尔也有好处，比如‘观风景’。可比起日晒雨淋的不便来，这点‘风雅’我宁肯牺牲。”那天在北大课堂上讲废名的《莫须有先生传》，引“莫须有先生脚踏双砖之上，悠然见南山”时，学生们没有任何反应，体会不到其中的幽默与调侃，这才想起，他们从小就没见识过此等情景。

　　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展开，儿时伙伴风流云散，唯一留下的，就是曾经一起背着书包上学堂的遥远记忆了。

　　上学去

　　春花烂漫，独木桥上，三个戴着红领巾的小孩，背着书包上学堂，旁边还有一条小狗，正摇尾乞怜。第一次看到潮籍著名画家林丰俗(1939—2017)晚年国画《上学去》(2005)，我当即热泪盈眶。早已消逝的童年往事，一下子涌上心头。六十年前，刚满六周岁的我，就是这么随着一众农校子弟，歪歪扭扭地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广东汕头农校办在洋铁岭下，离潮州市区有十多公里，农校子弟上学于是成了大问题。经过家长们一番商议，全都就近入读枫洋小学。小学离家大约四里，路况不好，小孩子需走半小时。碰上台风或大雨，偶尔也能请假，一般天气，都是结伴上学。

　　上学路上，有一条七八米宽的小河，若走正路，从桥上过，需多花十分钟。抄近路也可以，那就是借道架在小河上的木制水槽。平衡能力好且胆子大的，借助木槽中间的横格，一步步往前挪。年纪小的，深怕“一失足成千古恨”，只好将书包甩到背后，手脚并用，全神贯注往前爬。祖母说，她好多次跟在我们后面，一直目送我们过了小河，才折回家。下雨天路滑，那没办法，只好乖乖走大路。平常日子，仗着人多，前呼后拥，居然也都过来了。

　　记得初小阶段，我的学习成绩很一般，有一学期因逃学，语文得了三分，刚刚及格，把父亲气得抄起了鸡毛掸子。可这不怨我，农校子弟普遍学习成绩欠佳。关键不在路远，而是经常无端受辱，被扔泥巴掷石块是常事，若擦身而过，骑在牛背上的牧童，还会用半湿的缰绳抽打。因此，上学路上总是栖栖遑遑，没有安全感。如此心神不定，走进课室，焉能马上静下心来读书?

　　牧童如此刁蛮，并非无缘无故。家里大人告诉他们，农校占了他们的地盘，害得他们生活如此艰难。这些农校子弟吃商品粮，是城里人，可又生活在乡村，属于寄生虫，没干什么好事。1952年，汕头农校从广东惠来县葵潭镇迁来潮安县古巷镇枫洋村洋铁岭下时，确实得到了不少划拨的土地，至于政府是否以及如何补偿乡民，我不清楚。不管怎么说，这肯定影响了当地民众的生活质量。据说农校领导的主要任务是与村干部搞好关系，逢年过节，请客吃饭。至于普通村民，根本不管这一套(村干部的真实态度其实也难说)，认准自己吃了大亏，不时与农校师生发生摩擦，即便偷东西被抓，也都理直气壮。上级领导多次前来协调，但这属于结构性矛盾，无法解决。

　　多年后回想这些，既理解当地农民的怨恨，也觉得我们实在无辜。本来是政府暂时无法解决的问题，怎么最后板子都打在农校子弟的屁股上?当初不晓得这些，总觉得那些骑在牛背上的孩童心肠狠毒，无缘无故打人，真可恶。一见前面有牛群过来，赶紧拐弯，换一条路走。好在乡间阡陌纵横，七转八转，总能回家。

　　上学路上，随时有挨打的可能。你可以回家哭诉，也可以到学校告状，但都没有用。家长抚慰之余，只能提醒孩子们出行要结伴，好互相照应，而且还再三叮嘱，别跟他们吵，没道理可讲的，见势不妙赶紧跑。如此难堪的局面，大人可以理智分析，小孩哪里懂得这些，只觉得这世界实在可怕。

　　终于顶不住了，全体农校子弟转学到古巷小学，那是我刚上五年级的时候。古巷是镇所在地，相对文明些。多走两里路，换来的是心安，上学路上不再担惊受怕。班主任李老师对我们这些插班生多有关照，我很快就融入了新集体，开始体会到读书的乐趣。此后，我的学习成绩突飞猛进，作文经常贴堂，人也开始变得自信起来。记得小学毕业前夕，我有一篇谈读书的作文，被刻印发行全镇(公社)各学校。前些年，偶然看到自己“珍藏多年”的那篇“少作”，虽惭愧得无地自容，但还是很怀念那让我真正站立起来，开始昂首走路的古巷小学。

　　到古巷小学念书，走的是另一个方向，同样有大路小路之别。不用说，大路远，小路近。通常走的是小路，出门后，把鞋子脱下来，打个结，挂在脖子上，等快到学校时，才重新穿上。走在宽窄不一、干湿不定的田间小道，赤脚更为方便，即便不小心滑下去，也都没关系。

　　但有一点，若碰到雷雨天，还是挺吓人的。书包里永远备着雨衣，小雨大雨都不怕，怕的是天边不断打闪，平地一声闷雷。雷雨天上路，诀窍是不说话，排成行，快步走，迅速脱离危险区。这个时候，特别忌讳在孤零零的橄榄树下躲雨，那样容易被雷劈。我读小学那些年，不时听闻当地农民触雷电。水田如镜，远处有散落耕作的农夫，儿童矮小，只要不站到大树底下，还是比较安全的。

　　这就说到林丰俗题为《上学去》的国画，其实有两幅。除了上述横写的，还有一幅竖的——古木参天的林间小路上，走过来几个蹦蹦跳跳、戴着红领巾的小学生。此画作于1963年，那时林先生还在广州美院念书，属于技术操练阶段。一看就明白，画面主体是松树，孩子只是点缀，应景而已。

　　可背着书包上学堂这个场景，似乎不断萦绕在画家脑海里，于是有了1976年3月24日的写生《春雨小霁》，2000年10月的《丹霞朝暾》以及2012年12月的《山路梅花自在香》——都是山水画，可画中总有那么几个小孩子，背着书包上学堂。尤其是最后一幅，既写景，也抒情，画题寄托遥深。对于乡下孩子来说，最好的劝学诗句，莫过于“梅花香自苦寒来”。

　　林丰俗先生是从潮安乡下走出来的大画家，儿时上学，是否也像我当年那样坎坷，不得而知，但童年上学路上的所见所闻，包括山水、人事与心情，几十年后记忆犹新，才会在山水画中不断呈现。或许，这些山水画中作为点缀的书包与红领巾，乃画家无法释怀的童趣与诗心。至于作为读者的我，由乡贤这些充满诗意的画作勾起的回忆，则复杂多了——可谓酸甜苦辣，百味杂陈。

　　逃学记

　　同龄人中，像我这么“学历完整”的，不算太多。小学、初中、高中、本科、硕士、博士，一个都没拉下，可天知道，这中间的水分有多大。作为七七级大学生，上大学后的路我走得比较顺，往前推，可就狼狈极了：念高中时正值“右倾回潮”，虽说乡村中学水平低，好歹课是照常上的。初中三年则纯属瞎逛，没资格参加红卫兵，只好旁观同学“闹革命”。高小好些，经常受到表扬，很是意气风发，初小则很不愉快，偶尔还逃学。

　　虽说真正意义上的“逃学”只有一次，但后果很严重，故至今记忆犹新。

　　初夏时节，天气晴好，还像往常一样，十多个农校子弟结伴上学堂。那年我念小学二年级，走在队伍里，属于跟屁虫性质。路过一片龙眼树林，不知谁说起昨天有人在此捕捉了好几只漂亮的龙眼鸡，大家一下子兴奋起来，纷纷冲进林子里，希望碰碰运气。热闹了好一阵，突然想起上学的事。这时候，某位带头大哥说，课没什么好上，不去了。于是大家一片欢呼，就这么定了。

　　这片龙眼林少说也有上百棵树，密密麻麻，分布均匀。树盖遮天蔽日，大热天可躺在底下睡觉，因几乎不透阳光。这应该是农校试验性质的果园。树不小，可攀爬，承受得了小孩子的重量，又不太高，摔下来也没什么关系。平日也曾在林下嬉戏，这回目标很明确，就是捕捉龙眼鸡。

　　那年头我喜欢好多种昆虫，可相对来说，萤火虫个头嫌小，蟋蟀长得不好看，蝴蝶过于娇气，蜻蜓略显普通，最高雅且比较难得的，还属龙眼鸡。斑斓的身子，红红的长鼻，善跳，能飞，矫健非凡，不容易被捕捉到。对当年的我来说，这龙眼鸡到底是害虫还是益虫，属什么纲、什么目、什么科，无关紧要，只知道它好看，警惕性高，弹跳力强，对小孩子特有挑战性。

　　一阵欢呼与喧闹，准是谁又捕捉到一只。大家默默展开竞赛，看哪个本事大。龙眼鸡趴在树干上，伪装得很巧妙，但小孩子视力好，一个个火眼金睛。问题在于，你稍有动静，准备扑过去，那边已预先感知，迅速弹跳逃逸。如此反复，比试的是耐心与敏锐。最终还是人厉害，同伴们多少都有斩获。接下来便是站成一排，用小绳子拴住各自手中的龙眼鸡，一起往外抛，看谁的宝贝飞得远。这比评哪个更好看要公平些，因漂亮与否，大家意见很难统一。赢的自然高兴，输的也不服气，怎么办?那就再抓、再赛。于是，伙伴们爬上爬下，四处追逐那些隐藏或腾飞的龙眼鸡。

　　多年后，读周氏兄弟文章，知道他们小时候喜欢玩苍蝇。比如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有这么一段：“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虽然小，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蜡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静悄悄地没有声音。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人都到那里去了?!’”周作人《儿童杂事诗》分甲、乙、丙三编，分咏儿童生活和儿童故事，共72首，作于1947-1948年间，刊在1950年2月23日至5月6日上海《亦报》，丰子恺为其中69首配图。其中有一首题为《苍蝇》：“瓜皮满地绿沉沉，桂树中庭有午阴。蹑足低头忙奔走，捉来几许活苍蝇。”古今中外，小孩子大都喜欢粗糙的玩具、乡间的野花、无意义的童谣以及蓝天白云下的追逐与嬉戏……还有就是把玩各种小昆虫。

　　1924年，周作人写过一则随笔，题为《苍蝇》：“苍蝇不是一件很可爱的东西，但我们在做小孩子的时候都有点喜欢它。我同兄弟常在夏天乘大人们午睡，在院子里弃着香瓜皮瓤的地方捉苍蝇——苍蝇共有三种，饭苍蝇太小，麻苍蝇有蛆太脏，只有金苍蝇可用。金苍蝇即青蝇，小儿谜中所谓‘头戴红缨帽，身穿紫罗袍’者是也。我们把它捉来，摘一片月季花的叶，用月季的刺钉在背上，便见绿叶在桌上蠕蠕而动，东安市场有卖纸制各色小虫者，标题云‘苍蝇玩物’，即是同一的用意。”接下来，学养丰富的周作人开始引经据典，谈论古今中外小孩子玩苍蝇的习惯以及相关诗文。

　　不知不觉中，时已过午，没有饭吃，也没有水喝，好在不远处就是农校的蔬菜基地。于是，我们分批跑过去，钻过竹篱笆，来到番茄(西红柿)园，先吃后拿。连排架子上挂满大大小小的番茄，有红有黄有绿，让人直流口水。说来还是心虚，不敢长久逗留，书包里塞上若干，赶紧跑回龙眼林。

　　又是一番嬉闹，算好下课时间到了，这才装作若无其事，各自放学回家。

　　当天晚上，农校家属区一片叱骂与哭叫声，此起彼伏，连绵不绝，那是家长们在发威。不过，这倒并非是校长或班主任打来电话——他们并没注意到那天农校子弟集体缺席，而是守护菜园的农校职工告的状。平日里，小孩子路过菜园，摘几颗熟透的番茄吃，那是允许的。这回实在太集中了，且因心情紧张，动作幅度过大，弄断了好些枝叶，园工很不高兴，于是告发了我们。

　　孩子们没经验，家长一骂，马上竹筒倒豆子，全招了。本来嘛，小孩嘴馋，偷摘几个番茄吃，问题不大的，可是等发现是集体逃学，这还得了，批评马上升级。农校办在大山脚下，远离城区，小孩上学一直是难题，现在竟然集体逃学，家长们自然格外揪心。于是，责骂的声浪越来越高，回荡在夜空中，久久不曾散去。

　　逃学确实不应该，可捕捉龙眼鸡的过程实在精彩。自从挨了骂，我开始埋头读书，结果是，不再“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多年后反省当初之回心转意，实在是有得也有失。

　　我的语文老师

　　前些年曾短暂介入中小学语文教育，如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的“百年语文的历史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上做主旨演说，谈及语文课的意义：“比如多年后回想，语文课会勾起你无限遐思，甚至有意收藏几册老课本，闲来不时翻阅。数学或物理就算了，因为相关知识你已经掌握了。另外，对于很多老学生来说，语文老师比数学、英语或政治课老师更容易被追怀。不仅是课时安排、教师才华，更与学生本人的成长记忆有关。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小学语文课很重要，影响学生一辈子，一点都不夸张。”这篇初刊2015年1月9日《文汇报》的《语文之美与教育之责》，日后在网上以各种名目广泛传播。

　　之所以如此立说，是基于我的个人经验。山乡插队时当过民办教师，主要教语文，深知此课程对孩子们的吸引力。谈论自己的小学及中学，不用查档案，马上就能记起的，也都是语文教师。比如前些年接受采访，提及我念的广东省潮安县磷溪中学：“教我们语文课的金老师和魏老师，人都挺好，上课认真，对我很有帮助。”(《发现语文之美，享受阅读之乐》，《语文建设》2012年第9期)

　　作为七七级大学生，我在家乡潮州的声名，很大程度建立在当年的高考作文上。那篇初刊于1978年4月7日《人民日报》的《大治之年气象新》，有这么一段：“魏老师年近六旬，患有严重的高血压病，这两年一直在家休养。他正在准备办理退休手续时，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他拐杖一扔，立刻跑回学校要求参加工作。”尤其谈及他如何“主动承担起辅导准备参加高考的同志的任务”，很多人想当然的，将文中的“魏老师”直接等同于原磷溪中学语文教师魏钦江。其实，那篇作文多有虚构。

　　我请朋友找到潮安县磷溪中学1972年12月25日填写的“干部登记名册”，确认广东梅县人、1949年8月参加工作、大学学历的魏钦江老师，填表时年方46岁，我参加高考那年，他也才51岁，远未到退休年龄。为了渲染气氛，考场上的我灵机一动，选择了年纪较大，教隔壁班的魏老师作为原型。没想到这篇作文不仅帮我敲开了大学的门，还因登在《人民日报》上而广泛传播。这样一来，无形中对我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造成了压抑与困扰。

　　教我语文课的金振正老师，那时38岁，广东澄海人，1955年8月参加工作，大学学历。记忆中金老师个子较高，人也长得帅，说话利落，显得很自信。他住潮州城里，不像魏钦江等外地老师每天都在学校。金老师对我很欣赏，除了不断表扬我的作文，还安排我负责学校的黑板报。记得是个星期天，金老师约我和另外两个同学到潮州西湖边的潮州高级中学参观。校园很安静，金老师一路上指指点点，要我们观察人家的黑板报是怎么编写的。我主持的首期黑板报出来，他很得意，第一时间把学校领导及好几位老师拉来观赏，边看边赞叹：“这水平，绝对超过了潮州高级中学!”我当然明白，这是不可能的事，纯属老师鼓励。

　　磷溪中学原称潮安县第四中学，在全县各中学里属于后排就座的。我就读的那两年(1971—1973)，虽说老师及学生很努力，但语文水平绝对无法超越当时全县数一数二的潮州高级中学。谈及中学生活，除了金、魏这两位语文老师，我只记得教导主任姓陈，图书馆员姓周——前者好几次在全校大会上表扬我，后者曾给我推荐过好多好书。至于当年给我很大帮助的数学老师、物理老师、化学老师，则无论如何想不起来了。拿到这份磷溪中学“干部登记名册”，若干名字依稀记得，可就是回忆不出各位的尊容。年代久远是一回事，还有就是文章开头说的，语文老师及班主任更容易被学生追忆。

　　我上高小时，转学到潮安县古巷小学。刚开学就遇到班里同学打架，分成两派，各自站队，让我无所适从。于是，班主任李金之(芝)老师在语文课上，撇开正式课文，讲起廉颇蔺相如的故事，顺便教了“负荆请罪”这个成语，很快化解了同学间的矛盾，让我很佩服。记得古巷小学分成初小与高小两部分，李老师是外地人，就住在这两部之间的小屋，我曾经有幸造访。

　　为撰写此文，我翻箱倒柜，居然找到八篇自己珍藏的小学作文，上面都有贴堂的痕迹。大概自己当初很得意，加上父亲刻意鼓励，方才如此敝帚自珍。我上的是普通的乡村小学，时间又是1964年9月至1966年6月，可以想象作文的水平。不过，“少作”虽难看，李老师的评语却值得抄录。

　　我保存的五年级作文共四篇，《拾废品》一文是重抄过的，没有评语，只有分数。《春耕的一天》写我如何帮助农校学生冒雨补种花生，评语：“冒雨补种花生，这种精神可嘉。文章在写景中能运用拟人化，使文章显得形象生动。全文边写景边写人，层次清楚，句子通顺。希再努力，争取更大成绩。”《到江河湖海去》描述学校游泳队比赛，评语：“能把游泳活动的盛况写出来，文章写得也形象生动，层次清楚。但有的地方用词不准确。文章结尾也能联系自己实际，希望能学会游泳，这是很好。但要千万注意，今后要学习游泳一定要有老师或会游泳的同学一同去，切不可私自偷偷去学，以免发生意外。”《我爱古巷》一文得到88分，是我那些年作文最高分。除了几处点评如“简练”“用词准确”“抒发个人感情，写得生动、亲切”“首尾呼应”外，还有总评：“内容丰富，重点突出，思想性强，语言生动活泼，感情充沛。但是书写尚不够认真，今后要注意。”这里指的是我把“什么”错写成“升么”，于是有了文后连续抄写三十遍的“什”字，想必以后不会再犯这样的低级错误。

　　六年级作文也保存了四篇。《<在烈火中永生>观后感》与《学习王杰叔叔之后》二文，满篇都是空洞的大话与套话，可见国家意识形态的变化如何深刻，甚至影响到乡村小学的文风。最后一篇有点意思，题目是《记一个王杰式的好少年》，明显是老师希望引导学生回到日常生活。我写班上的玩波同学如何努力读书，还热心帮助同学，那天轮到我们这一组扫地，一看快要下雨了，玩波让路远的我先走。“当我回到家里，雨也下了，要不是玩波他们让我先回家，我就得淋一身。”李老师的评语很有趣：“写作很有条理，几个事例也写得很生动，能突出文章的中心意思。但第一个事例说服力不强，因为扫地不用那么久时间，你回家的路又较远，会不会被雨淋，恐怕关键不在于扫地。”教育小学生写作文时要修辞立其诚，不要瞎编，也不要刻意拔高，在那个人人都说大话的时代，这种提醒很重要。

　　还有一篇《在欢乐的日子里》，谈我听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消息后的感想，李老师的评语写得很认真：“一、本文反映作者为原子弹爆炸成功而欢呼鼓舞，从而激发起努力学习，当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雄心壮志，思想内容很好。二、叙述生动自然。先写听到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后写欢乐的情景，进而谈认识表决心，段落紧凑。三、语言简练有感染力，能注意标点符号，书写端正美观，这也值得大家学习。”最后一句指的是我那两年的作文，全都用毛笔抄写，虽说不上漂亮，但一笔一划，很是认真。

　　半个世纪过去了，重读“少作”，犹如欣赏自己穿开裆裤的照片，说不上骄傲或惭愧，更多的是叹惜时间流逝，还有就是感念小学及中学的几位语文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