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世上的所有事情，咸明亮都可以用一句话打发：轮子是圆的。轮子是圆的，所以别管了。只能那样了，轮子是圆的嘛。好，没问题，就那么来，因为轮子是圆的。随便你们怎么办，反正轮子是圆的。你说那轮子?修好了，轮子总归是圆的。

　　——不必再举例了，他言必称“轮子是圆的”，已经成了口头禅，就像有些人开口之前要慢悠悠地“呃——”一声一样，不管需要不需要，大多数时候没有实际意义。轮子。轮子。轮子轮子。因为他是个开车的。

　　我认识咸明亮的时候，他就是个司机。那时候，花街上的男人多半不跑车就跑船，包括倒插门来的。二十四岁那年，他从运河下游的鹤顶倒插门进花街，做船老大黄增宝的上门女婿。老黄的女儿嫁过人，有个两岁的女儿，丈夫跟老黄跑船时死了。死得莫名其妙，就站在船头抽烟，老黄喊他吃饭进仓吃饭，他扭了一下头，就像根木棍似的斜斜地落进水里，捞上来已经没气了。这个丈夫也是倒插门来的，老黄对他很好，准备干不动了就把船交给他。但他命薄，一百七十斤的大块头扭个头就死了，都不商量一下。老黄独女，非得招个上门的传宗接代，他一辈子挣下的那条船也得传下去，给别人他不放心。咸明亮来花街是学车的，整天跟在老司机陈子归屁股后头，跑长途的时候他来开，让陈子归歪到副驾座上打瞌睡。他喜欢一个人操控解放牌大卡车的好感觉。

　　咸明亮不开车时整个人晃晃荡荡，手插口袋像个害羞的二流子。一年到头穿着同一样式的黑色太子裤，屁股肥大，裤腿到小腿处突然收紧，他又喜欢把裤子吊在胯上，所以我总觉得他的裤子随时可能掉下来，见到了就想帮他提一下。他跟花街上所有人都打招呼，跟每个小孩都问同样的问题：“喂，小伙子，知道轮子是圆的吗?”单调的游戏他也能玩得上了瘾。如果知道，他就给你一块糖;如果不知道，他也给你一块糖。那天他花街上和老黄的两岁孙女玩，拿一块糖问那孩子轮子是扁的还是圆的，从东边来了一个算命先生。

　　那些年常有算命先生走乡串户地挣钱，听说瞎子最灵验，但那天来的不是瞎子，他会算，会摸骨，还会看面相和手相，所以不能是瞎子。四周立马围了一大圈人，花街上忙人多，闲人更多。为了证明自己灵验，算命先生捏着山羊胡子(好像所有算命先生都留这一款胡子)，随口就点出面前几位的身世。孟弯弯，一脸五谷相，应该是个卖米的。蓝麻子，虽然脸上不太平，那眼神和笑平和软弱，可能是个做豆腐的。冯半夜，那一脸杀气，握拳时候有爆发力，肯定是屠夫。丹凤，他看了看丹凤，措词半天才说，以后一定能找到靠得住的男人。他已经看出来丹凤是个半夜开门做男人生意的那种女人。

　　花街上走南闯北的人很多，有人知道不少算命先生其实没半点儿道行，不过是提前通过某种途径打听到此地一些人物关系，然后复述出来做个障眼法而已。取信之后就可以顺嘴瞎蒙，上天入地乱扯，钱就全来了。所以有人就指着咸明亮，让算命先生看上一看。咸明亮家在鹤顶，料想算命的做不了如此周详的功课。

　　算命先生围着咸明亮和老黄的孙女转了两圈，揪着胡子说：“不对啊。这年轻人分明没成家，可这孩子却又是他闺女，而且不是亲生的。这关系我也糊涂了。”

　　大家调笑着准备散掉，这咸明亮和老黄家，这是哪跟哪呀。果然露了马脚。正好老黄女儿出门倒洗衣水，算命先生指着她说：“他们俩是一家!”

　　大家更笑了，对咸明亮说：“明亮，还不帮你媳妇泼水去。”

　　咸明亮脸上的红一直蔓延到肚脐眼，但他笑么兮兮、晃晃荡荡地说：“只要她答应做我媳妇，我就泼。就不信轮子不是圆的。”

　　“你们看着，他们肯定是夫妻。”算命先生把布包甩到后背上，继续往前走。“下次我还来，他们俩不成你挖我两只眼当鹌鹑蛋炒着吃。”

　　等算命先生三个月后再来，咸明亮已经到黄家入赘十天了。就是因为算命的一句话。老黄从水上回来，听说后招咸明亮见一面，就定了。咸明亮在鹤顶只有一个后爹还在，天大的事情他也可以一个人做主。管它倒插门不倒插门，反正都是做男人，还不费力气赚了个爹当。这一回算命先生的生意好得不行，在石码头上运河饭馆里坐镇两天，花街、东大街、西大街和南大街的人都来了，攥着钱让他算。我爷爷也相了一次面，算命的说我爷爷大福之相，孙辈必出大才。那时候我刚念初中，的确成绩不错。我爷爷问，能考上大学吗?算命先生说，岂止大学!我爷爷高兴坏了，人家要一百五十块钱，他给了两百。

　　不过几年后我没能如算命先生预言的那样去考大学，而是去了北京。高三那年我十七岁，因为神经衰弱退学了。看不进去书，睡不着觉，整天头脑像被念了紧箍咒，一圈圈木木地疼，如果继续待在学校里我会疯掉。所有同学都在苦读，要去挤那一根独木桥，我只能像个游魂在校园里四处晃荡，完全是个神经兮兮的局外人。有一天我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大哭了一场，然后回宿舍收拾好行李回家了。我跟家里说，就是去死我也不念了，念不动。父亲不明白看上去好端端的脑袋怎么会出问题，那好，你不是图清闲么，跟你姑父去北京干杂活儿，挣一个算一个，顺便养养你那古怪的脑袋。我就跟洪三万来到北京，在海淀区西郊的一间平房里住下来。那地方真是西郊了，跟在农村差不了多少，不进城的时候，要看北京我就得爬到屋顶上往东看，北京是一片浩瀚的楼房加霓虹灯的热带雨林。

　　具体地说，我干的是贴小广告的活儿，替我姑父洪三万干，他是个办假证的，我和宝来负责给他打广告，把他的联系方式最大限度地放到北京城里，想办假证的就可以按照广告上的联系方式找到他。宝来二十出头，来得比我早，我们住在同一间平房里，上下床。这间屋里还有一个上下床，住着行健和米箩，他们俩帮陈兴多贴小广告，都比我大一点。关于他们，我在一个叫《屋顶上》的小说里说得比较详细，可以参见。现在要说的，是上面提到的咸明亮。

　　“嗯，轮子他妈的只能是圆的。”

　　几年以后听到这句话，我的耳朵动了几下。当时我和宝来正在平房附近的驴肉火烧店里吃晚饭。没有人能说出这句格言，连声音都这么摇摇晃晃。我转身看见咸明亮和一个两手乌黑油腻的胖男人坐在另一张桌上。咸明亮理了个三七开的小分头，穿的不再是过了气的太子裤，而是牛仔裤。后裤脚被鞋子踩烂了，我断定他的牛仔裤也是一样松松垮垮地吊在胯骨上。咸明亮甩着两只手在讲话，两只眼皮耷啊耷的，嘴角往右边斜着轻轻地笑，啤酒喝多了的样子。他把左腿搭到另一张圆凳子上时看见了我和宝来，说：“呀，你们呀!”站起来就往这边走。

　　两手油泥的胖子说：“喂，咸明亮，那咱们就说定了。”

　　咸明亮摆摆手，说：“不说了嘛，轮子就是个圆的。你得把我这两个小兄弟的晚饭请了。”

　　“没问题。”胖子说，“老板，再给他们加三瓶啤酒、六个火烧，夹肥肠的!”

　　咸明亮想到胖子的汽车修铺里干活儿，四瓶啤酒、六个火烧和三盘拍黄瓜事情就谈成了。主要是咸明亮手艺好，要价又低。明天就去上班。在此之前，他刚到北京时，给一个办假证的干活，招揽做假汽车牌照的活儿。他只揽到了十个生意，老板就进去了。干这行总是这样，不定哪天就进去了。幸亏咸明亮跑得快，要不可能也得被捎带进去。他已经饿了两天才找到现在这个胖子修车铺老板。

　　来北京之前他在监狱里，蹲了四年。出了车祸，他把人轧死了。

　　倒插进老黄家后，老黄一度想让他改行，学着跑两年船，接下来就可以当船老大了。那时候老黄就可以退休在家抱抱孙女，最好还能有个孙子，这得咸明亮努力。咸明亮拒绝了，除了这件事之外他一概听老黄的。花街上的人都夸咸明亮，就是个亲生的儿子也未必这么言听计从，老黄值了。咸明亮坚决不改行，从小他就想开车，没汽车时他骑自行车、开摩托车，无偿帮别人开手扶拖拉机，后来跟定了陈子归，终于成了司机，可以每天对着车轮子告诉别人，轮子是圆的了。

　　“我懒得跟他们争，”咸明亮说起他的温顺，笑眯眯地说，“说啥我就干啥。又不是杀人放火，操那份心干吗。能开我的车就行了，轮子是圆的，你说对不对?”

　　他的婚后生活很幸福，起码看起来如此。他对白赚的两岁女儿很好，跑完长途回来就给她带好吃的，那孩子叫他“爸爸”跟亲爹一样亲。大家都觉得咸明亮已经成了花街人了，他出了事。

　　这些年他老觉得那车祸不应该是法庭判决的那样，因为受害人在死前的确一再求他：“兄弟，求你给我个痛快。我一丝一毫都不想活了。兄弟，来吧，我化成灰也会记得你的。”化成灰也会记得他，咸明亮觉得挺瘆人。于是受害人换了说法：“兄弟，你就倒倒车，死了我也要感谢你。”咸明亮想，成人之美，不算大恶吧，就两腿哆嗦着上了车，打了倒退，他听见那人这辈子最后一声欢呼。

　　这种事只能出在晚上;对他这么好的车技来说，也只能出在岔路口;还得是他喝多了的时候。那天的确喝高了，安徽天长的黄昏时吹进驾驶室的风他能闻出一股香味，那个黄昏真是漂亮，车跑起来像在飞。暮色从大地上升起来，像掺过水的墨滴到了宣纸上，哗啦全世界就灰黑下来。“没有比这时候开车更舒坦的了，”咸明亮对那个黄昏依然怀念，“然后就到了那个岔路口。轮子为什么是圆的呢。”他的脸色开始变，嘴唇抖了两下。然后天就黑下来了。从右前方的岔路上冲过来一个自行车，咣——等他刹住车，车已经从自行车上过去了。

　　咸明亮从车上下来，听见有人在叫唤，立马明白这就是传说中的车祸。他以为自己这辈子都不会撞上车祸。在卡车后头五米远，一个人和他的自行车躺在一起，都变了形。自行车的后轮子还在艰难地转动。那个人痛苦地跟他说：“兄弟，给个痛快的。”

　　咸明亮浑身陡起来，说：“我送你去医院。”

　　“我不想去，你让我死就行了。”

　　咸明亮怀疑自己听错了，硬着头皮走上他跟前，那是个瘸子，旁边还有一支木拐。很难想象他是如何骑上自行车的。不过现在他已经成了瘫子，车轮子从他的两条大腿辗过。

　　“我送你去医院。”

　　“我不去，你看我都这样了。”他断断续续地说，就算很想死，疼痛他也难以忍受，“我在路口等你很久了。你倒倒车，就当帮帮忙。”然后他开始求咸明亮。

　　咸明亮当时肯定也吓晕了，竟然同意了。他让我帮帮忙，我只能答应。我倒车时从里到外都在抖，全身每个地方都在出冷汗，手指甲、脚趾甲都在出，真的，你们一定要相信我，轮子无论如何也是圆的，车往后退五米、六米、七米，我听到一声大叫，跟欢呼一样。我继续往后倒，让前面的轮子也经历一遍。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非要死，但他那么想死，我只好照办。然后我把车停下来，浑身水淋淋地坐在路边，等下一辆车过来。十分钟后来了一辆摩托车，我给了那人十块钱，说：

　　“大哥，帮个忙，找电话报个案，就说我在这里等着他们来。”

　　该说的都说了，戴大盖帽的就是不信，他们测出咸明亮喝了酒，更不信了。不信他也没办法，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无论如何的确是他把人给辗死了。在法庭上，他们问，你服不服?咸明亮说，说了你们也不信，那我只能服了。轮子是圆的嘛。

　　“你说什么?”他们问。

　　“我说轮子是圆的。不会错的。”

　　他们说：“神经病。押下去!”

　　因为表现好，五年的刑期四年就出来了。他也不知道自己表现好不好，反正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其他时间他就歪靠着墙打盹，清醒的时候想想车，从整体想到局部，再从局部想回去，把每一个零件都揣摩了无数遍。最后一年他得到一个机会，给监狱里修车，这是他最快活的时光，为了能把时间尽可能多地耗费在车上，他总是修好这里的同时再弄坏那里，这样他就可以像上班一样轮流修监狱里的各种车辆。没汽车可修时，修手推车他也很开心。出来时狱警还夸他，小伙子，修得不错。

　　回到花街他发现事情起了变化，家里突然多出了个一岁的儿子。如果这小家伙现在三岁多，他基本上还能理解，但是只有一岁，这就很意外。不过轮子说到底是圆的，世界上不存在想不通的事，想不通是因为你不愿仔细去想。咸明亮不愿仔细去想，但显然也想明白了。老黄在另一间屋里和他雇的一个船员在沉默着抽烟。老黄的女儿怀抱一岁的儿子坐在咸明亮对面，她说：

　　“你要不想认下这个儿子，你也可以离婚。”

　　咸明亮摸着他的光头说：“你想让我认还是想让我离?”

　　“随便你。”

　　“那就是想让我离了。”咸明亮站起来，走到院子中央对另一间屋说，“我这就走，你可以插进来了。”

　　那个抽烟的船员咳嗽一声，表示由衷的感谢。他把匕首扔到地上，白准备了。

　　我和宝来在驴肉火烧店里遇到咸明亮。因为出过车祸，又进过号子，咸明亮在我们那里找不到车开，没人雇他。陈子归帮忙说情也不行。这一行有很多忌讳，跑路时不能压着别人衣服，见到死猫死狗得绕着走，不吉利。出车祸粘上了人命乃是不吉利中的尤不吉利者。我看到的新人咸明亮，已经从光头变成了分头，浑身上下唯有头发上了一点心儿。把头发留长，为的是每天早上梳头时，能对着镜子看自己几眼。这是一个狱友跟他说的，一定要每天看看自己，想想自己需要什么，稀里糊涂混日子不好。

　　宝来问：“明亮哥，那你知道你需要啥?”

　　“我要知道就不照镜子了，我就剃回光头去。”

　　我说：“你需要轮子是圆的。”

　　“屁，”咸明亮说，“你不知道轮子是圆的?”

　　我也不知道我知不知道。我会说“轮子是圆的”并不意味着我就知道轮子是圆的。

　　咸明亮晚上没地方住，希望能跟我们凑合一下。我没问题，可以把床腾出来给他，我跟宝来挤一挤。宝来胖，但我瘦。加上衣服和鞋子我也不会超过九十斤。

　　喝多了啤酒，天快亮时咸明亮被尿憋醒了，去厕所时看见我和宝来在上铺像神仙一样坐着。不仅我们俩，行健和米箩也睁着眼躺在床上。“你们在干吗?”咸明亮问，“集体练气功?”

　　“睡不着。”我说。

　　“有人在放炮!”行健翻了个身。

　　“放炮?个小鳖羔子!嫌我打呼噜叫醒我就是了，轮子是圆的嘛。”咸明亮穿上衣服说，“反正天也要亮了，我出去转转，你们继续睡吧。”

　　宝来说：“反正天也要亮了，不睡了。”

　　“随你们。别说我耽误你们做美梦啊。”

　　对我们来说，这会儿睡不睡觉的确无所谓，打小广告主要在夜里。我们通常都是天快亮时才上床，因为咸明亮来我们昨晚才早早收工。咸明亮从厕所回来，建议我们几个要练出一套打呼噜的本事，声音越大越好。他就是在号子里学会的。你要学不会，那你夜里就不要睡觉了，一个个呼噜打得简直像比赛，没有最响只有更响。照咸明亮那样身板，跟呼噜声完全不成比例，得再胖五十斤才行。咸明亮说，你们看着办。

　　说是这么说，第二天晚上他还是搬到屋顶上睡了。幕天席地，把自己放在四张椅子上，第二天早上一头露水地醒来。本来他想直接在修车铺住，那地方太小，汽油味又重，敞开门胖老板怕被人抢，不关门只能被熏死。咸明亮喜欢车，但不打算被车油熏死。但是露天不能常住，一阵风从北边吹过来，北京就凉了，屋顶上风又大。关于屋顶的用途，在《屋顶上》那个小说里我也说了很多，我们四个人喜欢在屋顶上打一种名叫“捉黑A”的牌，谁抓到黑桃A谁就是另外三家的敌人，你得藏严实了，一旦露馅三个人就联合起来把你灭掉。被灭掉之后就要请其他三个人喝啤酒吃肉串。咸明亮来了以后，如果修车铺里不忙，也会爬到屋顶上跟我们一起“捉黑A”。过去总是宝来是“黑A”，现在咸明亮屡屡抓到黑桃A，也就屡屡被我们四个痛打。请我们喝过的啤酒瓶子在墙角摆了一大排。屋顶上还有一个巨大的用途，我在那个小说里也说了，就是供我们登高望远，看北京。

　　半个月以后，咸明亮预支了第一个月的工资，在我们左边的巷子里租了一间平房。第一天没来得及买到席子，在光床上躺了一夜。他的生活很简单，在修车铺干得欢实，他还有个爱好，把废弃不用的汽车零件收集起来，他说早晚用这些废物拼出一辆车来。平常这些废弃的零件都卖了废铁，再小也是一笔钱。胖老板有点心疼，说，拿走可以，以后来修车的，你得给他们用最好的零件，你得给我翻倍地赚回来。咸明亮说，只要他们听我的。

　　跑步的时候我常经过他的小屋。医生说，治疗神经衰弱最好的办法就是跑步，跑起来，让松弛掉的神经慢慢恢复弹性，哪天它像刚出厂的松紧带一样伸缩自如，毛病就没了。我每天跑，想象大脑里有很多圈松紧带，随着我在街巷里越跑越远它们就越来越劲道。经过他的小屋，只要咸明亮在，我就停下。墙角处堆的那些废铁，的确是废铁，一个个黑灯瞎火的，以我神经衰弱的脑袋，缺少足够的想象力把它们和一辆光鲜体面的小车联系在一起。但是他的脑袋里有幅精确的图纸，他清楚每一块废铜烂铁该在的位置。

　　“同志们，放眼看，我们伟大的首都!”捉完黑A，米箩总要伟人一样挥手向东南，你会感觉他那只抒情的右手越伸越长，最后变成一只鸟飞过北京城。我们，四个年轻人，如果把我这个没毕业的高中生也算上，对繁华巨大的都市充满了无限希望。全国人民都知道这地方有钱，弯个腰就能捡到;全国人民也都知道，这地方机会像鸟屎一样，一不小心就会从天上掉下来，砸你头上你就发了。但据我的观察，北京的鸟越来越少，过去麻雀和乌鸦最多，现在也很难看见了，据说是因为高楼上的玻璃太多，反光晃眼，很多鸟花了眼纷纷撞死了。鹦鹉、画眉和八哥还有一些，不过都待在笼子里，你别指望它们能飞到天上去拉屎。最后很可能只剩下一只鸟飞过天空，就是米箩那只抒情的右手，无论如何也拉不出来屎。但这不妨碍所有冲进北京的年轻人都有一个美好的梦想。

　　我们登高望远。夕阳渐落，暮色在城市里是从楼群之间峡谷一样的大马路上升起来的，混合着数不胜数的汽车的尾气和下班时所有人疲惫的口臭。我们一起看北京。

　　行健说：“我要挣足钱，买套大房子，娶个比我大九岁的老婆，天天赖床上!二十八岁的女人，听着我都激动。耶!”

　　米箩说：“我要有钱，房子老婆当然都得有。还有，出门就打车，上厕所都打车。然后找一帮人，像你们，半夜三更给我打广告去。我他妈要比陈兴多还有钱!舍不得自己买一辆车?不是说了嘛，我转向，上三环就晕，去房山我能开到平谷去。”

　　宝来说：“我要开个酒吧，贴最好看的壁纸，让所有来喝酒的人在上面写下他们最想说的话。”

　　轮到我了。其实我不知道我想要什么，也许我应该把头发留起来每天早上照照镜子。

　　“假设，你有五十万，小东西。”

　　他们的理想、问法和在《屋顶上》一模一样。

　　我的回答必然也和《屋顶上》一模一样。我确信五十万就是传说中的天文数字。我真不知道怎么花。我会给六十岁的爷爷奶奶盖个新房子，让他们颐养天年?给我爸买一车皮中南海点8的烟?把我妈的龋齿换成最好的烤瓷假牙，然后把每一根提前白了的头发都染黑?至于我自己，如果谁能把我的神经衰弱治好，剩下的所有钱都归他。

　　“操丫的，没劲!”行健和米箩说，“明亮哥，该你了。”

　　我们一起看咸明亮。他提了提牛仔裤(太好了，我总算见他提了一次裤子)，抹了一下嘴，说出伟大的理想让他难为情。也许此刻他需要一面镜子，但他看着远方重峦叠嶂的北京城，目光和米箩的右手一样飞出去，然后滑翔、下降，落到城市另一边的高速公路上。

　　“我就想有辆车，”他说，一屁股坐到椅子上，二郎腿跷起来抖啊抖，“到没人的路上随便跑。一直跑。轮子是圆的嘛。”

　　这个理想让我们相当失望。一辆破车跑啊跑，有什么好跑的。

　　有一个傍晚咸明亮来到我们屋里，请我们帮他搬东西。他说话鼻音很重，声音好像来自遥远的北京东郊，清水鼻涕嘀嘀拉拉往下掉，两眼发红。他把床搬到门口睡了两夜，患了重感冒，因为屋子里被他拼凑汽车的破烂占满了。我们不能想象这凉飕飕的夜晚，他一个人顶着满天的星星如何睡得着。我摸了一把他的被子，使点劲儿我担心捏出水来。一共五个人，我们必须从缝隙里才能挤进六平方米的小房间。那真是废铜烂铁，虽然被他组装得像模像样(其实我们也不懂，可是一堆零碎能拼到一块儿，大小算个成就)，黑乎乎脏兮兮的还是很难让人有信心。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才把这堆东西搬到屋檐底下，然后再帮他把床和一张破桌子搬进去。两件事干完了，贴着屋檐又给汽车的内脏搭了个简易棚子，咸明亮舍不得它被风吹日晒和雨打。对这个我们看不懂的东西，咸明亮胸有成竹，就等着吧，他说，整好了带你们兜风，我就不信轮子它能不圆。

　　过了一周，他又招呼我们，得把那个逐渐长大的车内脏搬到修车铺去，等着和车身、轮子装到一起。我们借了隔壁卖菜老头的三轮车，哼哧哼哧跑了两趟。胖老板对这么多闲人跑到他铺子里很不高兴，咸明亮递上烟说好话，都是一条街上的小兄弟，手脚绝对干净。好像我们是去偷东西。行健说，操丫的，啥玩意儿!

　　在修车铺里，我看见一个用上了锈的铁皮焊成的一半的车帮子，焊接处鼓起来很多铁质的小瘤。还有轮子，四个放在一起我总觉得不一样大。咸明亮说，废弃的轮子里找不到四个一样的，两个两个一样大就已经谢天谢地了。他曾想过，实在找不到配套的，就先弄出辆三轮汽车。三轮汽车也是汽车，轮子也是圆的。我想象不出三轮汽车跑到北京的大马路上会是什么效果，会不会像原始人进了咱们花街?

　　此后每次咸明亮到我们屋顶上捉黑A都报告好消息，快了快了。我们等着他把车开过来。一个周末，那天咸明亮轮休，真的就开过来了，吓我们一跳，我敢肯定在此之前世界上看过这种汽车的人不会超过十个：简直是个怪物。车帮还是生锈的铁皮，我是说一点漆都没上，没钱喷漆;这还不算，因为铁皮不够，他只好因陋就简做成了敞篷车。锈迹斑斑的敞篷车，身上长满了明亮的斑点，那是因为他把焊接处的小瘤给打磨掉了。只有打磨过的地方才能在太阳底下闪一闪光。座椅不咋地就不说了，全是淘汰的破东西;关键是它的前面两个轮子小，后面两个轮子大，整个车在生气地撅着大屁股。

　　“上来!”咸明亮说，“咱的轮子绝对是圆的!”

　　我们坐上去，在几条巷子里转了几圈，因为没有牌照，上了马路怕被警察逮。没什么大感觉，和坐别的车差不多，除了身体总要往前倾，我得脚蹬住了前面的椅腿才能保证不滑下去。这好办，抬高椅座就行。牌照也好办，我跟洪三万说一声，搞个假的，几瓶啤酒钱的事。两天后，万事俱全，我们决定在夜里上路试车。

　　正如咸明亮所说，马力强劲。虽然噪音比较大，跑起来实在是快，前低后高给我的感觉就是这车迫不及待要往前跑，刹都刹不住。他把垃圾中最好的材料用在这辆车里。夜晚郊区之外的乡村车辆本就不多，每辆车速度都很快，但每辆车最后都被我们超过了。超一辆车，我们就嗷嗷叫唤一阵。冷风吹进敞篷车，我们必须靠着这点儿兴奋才能抵御寒冷。后面的车只能绝望地照亮我们的假牌照。我也搞不清究竟跑到门头沟的哪个地方，车子突然熄火，我们停在了野地里。

　　行健他们三个坐下来，喝剩下的最后两瓶啤酒;我给咸明亮拿着打火机，让他检修车头。先是啤酒瓶冷下来，接着我们身上开始冰凉，咸明亮想到的地方都捣鼓了一遍，它还是一堆比我们还凉的铁。现在首要的问题是取暖，咸明亮停下了，让我们去路边找枯草、树枝和砖头块来。他从油箱里放出来一点儿汽油，点着草和树枝，我们烤火他烤砖头和石块。等人、砖头和石块都热了，他拍拍脑门站起来，在“本田”车上淘汰下来的方向盘前摸索了一下，车发动起来了。

　　“他妈妈的，”他大叫一声，“轮子是圆的!”

　　他教我们用报纸把滚烫的砖头和石块包好，抱在怀里取暖。这是他跑长途学来的生存技能之一。车重新剽悍起来，跑在夜路上简直像拼命。

　　宝来说：“给它取个名字吧。”

　　行健说：“悍马!”

　　米箩说：“陆虎!”

　　我说：“野马!”

　　“好，就‘野马’!”咸明亮说，“轮子是圆的!”

　　“野马”影响之大，超出我们的预料，十天工夫就成了胖子修车铺的店标。它停在那地方一声不吭就是个活广告，哪里是车，分明是件粗野的艺术品。用废弃的零件拼出一辆性能强劲的车，如此奇形怪状，这铺子和师傅的手艺该有多好。开始胖老板很开心，接着就不高兴，咸明亮经常把车停在自己的巷子里，前来参观顺便修车和买零件的客人一看门前光秃秃的，油门一踩走了。

　　“你要把车停在店门口。”胖老板说。

　　“可以倒是可以，”咸明亮说，“我怕被人捣鼓坏了。还有，假牌照会露馅。”

　　“那也得停。”

　　“好吧，停。谁让轮子是圆的呢。”

　　修车铺离咸明亮的住处步行二十分钟，过去没车倒无所谓，有了“野马”咸明亮就觉得路远了。这问题也不大，要命的是一旦刮风下雨他得临时往铺子那边跑，给车子穿雨衣。一走就得一个来回。他建议给“野马”买个车罩，下班后就给它罩上，钱可以从他工资里扣;胖老板眼一翻，罩上了跟车没停在这里有何区别?要罩也只能罩上方向盘和仪表盘那一块。这就很气人，可是咸明亮没办法，“野马”的任何一个地方他都不希望被风吹着被雨打着，还得来回跑去苫车屁股。

　　到此还不算完，不知道哪个倒头鬼头脑出了问题，找到胖老板要买下这辆车。他觉得这玩意儿酷，有个性，是实用与艺术的完美结合。“别说它糙，”那家伙说，“不糙我还没兴趣。我出这个数。”他把若干个手指头伸出来晃了晃。胖老板立马被晃晕了，他没把那个数告诉任何人，但它足够买一辆新款的丰田车。那家伙还说，废铁不值钱，废铁变成这样就值钱了。

　　胖老板把咸明亮弄到驴肉火烧店里，四瓶啤酒、四个火烧外加一盘五香驴杂碎，咱俩商量个事。咸明亮喝酒、吃肉，说：“有话你说。轮子总归是圆的。”

　　“车就放店门外，我补你工钱。”

　　“不用补，都是下班后干的。”

　　“补三倍，”胖老板把第四瓶酒打开，“车算店里的。”

　　“算你的?”

　　“也不能这么说吧。算店里的，店是大家的。”

　　“已经算店里的了。”

　　“那你签个字，”胖老板从裤兜里摸出张纸，眉头写着：自愿转让合同。他已经提前在店主处签了名字。

　　咸明亮说他这辈子头一次干拔腿就走的事，站起来喊结账，留下三十块钱就走。剩下半顿饭他到我们屋顶上吃，运气很差，他当黑A被抓住，请了四瓶啤酒。我们当时根本不知道“野马”有价了，想的就是他妈的凭什么，咱们明亮哥每天撅着屁股干到半夜，一个个螺丝拧上去，说拿走就拿走，你以为你是政府啊。行健说，哥你听我的，死守，轮子是圆的嘛。

　　咸明亮说：“嗯，轮子就是圆的。我就想有辆车，破成这样为啥还这么难呢?”

　　第二天咸明亮来了，说：“他说我用的是他的家伙、他的电。”

　　我们问：“你怎么说?”

　　“我可以付他钱。”

　　第三天咸明亮又来，说：“他说我用假牌照，犯了法。”

　　我们问：“你怎么说?”

　　“我可以办个真牌照。”

　　“然后呢?”

　　“他说我用过假的了，已经犯过法。我还有前科，再进去这辈子别想出来了。妈的，轮子是圆的。”

　　第四天咸明亮再来，说：“今天有个警察到店门口围着‘野马’转了三圈，问我哪里人，家里还有谁，在北京过得好不好。”

　　“你怎么说?”

　　“我说我后爹也死了，没有家。我说我每天能看着门口的车，我就觉得我在北京过得还不错。”

　　那天他和我们在屋顶上捉黑A捉到看不见手里的牌，他请我们喝了啤酒，吃了驴肉火烧和五香驴杂碎。因为天慢慢黑下来，我们看不清他的表情，也没工夫去看，我们手里一把好牌，摩拳擦掌都准备活捉黑A。五香驴杂碎非常好吃，包括驴心、驴肝、驴肺、驴肠、驴肚子，等等。

　　又过两天，我们就听说咸明亮出事了。出事的还有胖老板，他给香山脚下的老丈人家送酒，咸明亮主动要求开“野马”送他。车子开得很快，“野马”嘛，左拐弯的时候左前轮子突然掉下来，坐在“野马”的副驾座上的胖老板先飞出去，跟着车子也翻了个个儿，剩下三个不一样大的轮子对着傍晚的天空转。胖老板一头撞到一棵大树上，半截脑袋顿进了胸腔里，医生费了半天劲儿才拔出来。

　　我们四个一起去医院看望了折断了四根肋骨的咸明亮，他的头上缠着一大圈绷带，左胳膊骨折。这辈子不打算开车的米箩小声问了一个我们都关心的问题：胖老板为什么不系安全带呢?

　　“副驾座上有安全带吗?”咸明亮艰难地说，“我可没装过。”

　　米箩想，难道记错了?上次他坐在副驾座上，咸明亮再三嘱咐他系上的难道不是安全带?

　　“他们找到那个轮子没?”咸明亮一张嘴四根肋骨就疼。

　　“找到了，”我们说，“滚到旁边的枯草里。放心，一点儿都没变形，还是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