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之所以贤，不肖之所以不肖，莫非性也;贤而尊荣寿考，不肖而厄穷死丧，莫非命也。论者曰：“人之性善，不肖之所以不肖者，岂性也哉?”此学乎孟子之言性，而不知孟子之指也。又曰：“人为不为命也1，不肖而厄穷死丧，岂命也哉?”此学乎杨子之言命，而不知杨子之指者也。孟子之言性，人之性善;杨子之言性，人之性善恶混。孟子言命，莫非命也;杨子之言命，人为不为命也。孟、杨之道未尝不同，二子之说非有异也，其所以异者，其所指者异耳。此孔子所谓言岂一端而已，各有所当者也。故孟子之所谓性者，独正性也;杨子之所谓性者，兼性之不正者言之也。杨子之所谓命者，独正命也;孟子之所谓命者，兼命之不正者言之也。

　　夫人之生，莫不有羞恶之性，且以羞恶之一端以明之。有人于此，羞善行之不修，恶善名之不立，尽力乎善，以充其羞恶之性，则其为贤也孰御哉2?此得乎性之正者，而孟子之所谓性也。有人于此，羞利之不厚，恶利之不多，尽力乎利，以充羞恶之性，则其为不肖也孰御哉?此得乎性之不正，而杨子之兼所谓性者也。有人于此，才可以贱而贱，罪可以死而死3，是人之所自为也。此得乎命之不正者，而孟子之兼所谓命者也。有人于此，才可以贵而贱，德可以生而死，是非人之所为也。此得乎命之正者，而杨子之所谓命也。今夫羞利之不厚，恶利之不多，尽力乎利而至乎不肖，则杨子岂以为其人哉，亦必恶其失性之正也。才可以贱而贱，罪可以死而死，则孟子岂以为其人之命，而不以其人之罪哉4?亦必恶其失命之正也。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四支之于安逸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之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之命也。”然则孟、杨之说果何异乎?

　　今学者是孟子则非杨子;是杨子则非孟子，盖知读其文而不知求其指耳，而曰我知性命之理，诬哉!

　　1人为不为命也：人能不能干成大事，这是由命决定的。

　　2其为贤也孰御哉：要成为贤人，还有谁能阻止吗?

　　3才可以贱而贱，罪可以死而死：才能上处于卑贱的地位就是卑贱的，罪责上应该处死的就要被处死。

　　4孟子岂以为其人之命，而不以其人之罪哉：孟子怎么会认为这是他的命，而不认为这是他的罪过该得的呢?

　　王安石这篇文章中所说的“杨孟”是指的杨雄和孟子，我们来看看。扬雄，出生于公元前五十三年，而去世于公元十八年，他的字是叫做子云，他是西汉蜀郡成都也就是现在的四川成都郫县这个地方的人。他从小勤奋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口吃不能剧谈，喜欢潜心思考。为人简易清静，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邀名当世有大度，非圣贤之书不读。他精通《易经》、《老子》，善辞赋。年轻时，曾一度钦慕屈原司马相如的辞赋。他以司马相如的赋为范本，写了不少华丽的辞赋，传至京师，为汉成帝所喜，召为给事黄门郎，与王莽、刘歆、董贤等为同僚。以后认为辞赋不过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转而研究哲学。他认为，“经莫大于《易》”，“传莫大于《论语》”，于是就模仿《周易》写了《太玄》，模仿《论语》写了《法言》。还撰写了《训纂》、《方言》、《苍颉训纂》等语言文字学方面的著作。王莽篡权后，扬雄为中散大夫。但他不愿趋炎附势，同流合污。所以甘愿寂寞，不参与朝政，在天禄阁校书，同时自己埋头著书。尽管如此，扬雄还是没有逃脱厄运。王安石这篇文章的开头两句，作者明确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贤之所以贤，不肖之所以不肖，莫非性也;贤而尊荣寿考，不肖而厄穷死丧，莫非命也。”而时人论者在性命观方面各有其“失”，概括起来有这样两种：一种以孟轲的“人性之善”为根据，只承认“贤之为贤”是“性”，而认为“不肖之所以不肖者”则不是“性”。作者批评这种人只学了“孟子之言性”，“而不知孟子之指”，即没有了解孟子的真正旨意。这些事我们应该注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