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言有大而非夸，达者信之，众人疑焉。孔子曰：“天下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1。”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杨、墨。”盖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丧，何与于天，而禹之功与天地并。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孟子之言行，而杨墨之道废。天下以为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没，有申、商、韩非之学，违道而趋利，残民以厚主，其说至陋也。而士以是罔2其上，上之人，侥幸一切之功，靡然从之。而世无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权其祸福之轻重，以救其惑，故其学遂行。秦以是丧天下，陵夷至于胜、广、刘、项之祸，死者十八九，天下萧然。洪水之患，盖不至是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便复有一孟子，则申、韩为空言，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杨、墨得志于天下，其祸岂减于申、韩哉?由是言之，虽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盖公言黄、老，贾谊、晁错明申、韩。”错不足道也。而谊亦为之。予以是知邪说之移人，虽豪杰之士，有不免者，况众人乎?

　　自汉以来，道术不出于孔氏，而乱天下者多矣。晋以老庄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余年而后得韩愈，学者以愈配孟子，盖庶几焉。愈之后二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着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师尊之。自欧阳子之存，世之不说3者，哗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

　　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其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佑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而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长育成就，至嘉佑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呜呼!此岂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

　　欧阳子没，十有余年，士始为新学4，以佛老之似，乱周孔之真，识者忧之。赖天子明圣，诏修取士法。风厉学者，专治孔氏，黜异端，然后风俗一变。考论师友渊源所自，复知诵习欧阳子之书。予得其诗文，七百六十六篇于其子棐，乃次而论之曰：“欧阳子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此非予言也，天下之言也。欧阳子讳修，字永叔，既老，自谓六一居士云。元佑六年六月十五日叙。

　　1天下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斯文，文化、文学。

　　2罔：欺骗。

　　3不说：不高兴。说，通“悦”。

　　4新学：宋朝理学。

　　苏轼这一篇文章写的是关于欧阳修的事情。我们知道欧阳修也是北宋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大臣，他也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重要脊梁，这从他自己所写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来，他读到了韩愈的文集，于是就孜孜不倦地学习，虽然先于他也有几个学人学着用古人写东西，但是在宋朝真正是从他开始才发扬了古文，继而也是在他的带领下，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等等一大批学者用古文写东西，一时间这股潮流席卷海内，并且又由于当年他主持科举考试，凡是用骈文写的都被刷掉了，而凡是用古文写的，才在收到重视之列，继而再从中择优录取，所以当时曾巩、苏轼、苏辙等都考中了进士，于是古文运动在整个宋朝渐渐形成了主流，所以对于古文运动，的确是从韩愈、柳宗元开始的，但是也是真正到了欧阳修、苏轼等人的手中，才真正完成，这是他们对于中国文学、对于中国文化的巨大的贡献。而欧阳修到了晚年，翻卷了官场生活，最后退休归隐，字号“六一居士”，每日饮酒作乐、吟诗下棋，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这苏轼对于欧阳修的提携之恩当然也是铭记在心的，因为当年正是欧阳修在主持科举考试时，苏轼和他的弟弟苏辙都参加了考试，而且苏轼还获得了第二名(本来该是第一名)，接着苏轼在参加殿试过程中获得了第一名，所以苏轼对于欧阳修是非常感激的。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欧阳修也对他奖掖提拔，在文学上给他以指导，相互切磋，所以他们两人之间在友谊上也是非常深厚的。这里苏轼给欧阳修的文集写序言，自然会在其中流露出自己对这位前辈的感激之情了，并且还高度评价了欧阳修在其他方面的成就，这我们也是知道的，欧阳修在人格上、气节上、文学成就上、影响上，都是非常高的，是当时文坛的领袖人物。

　　【《晁君成诗集》引】

　　达贤者有后，张汤是也。张汤宜无后者也。无其实而窃其名者无后，扬雄是也。扬雄宜有后者也。达贤者有后，吾是以知蔽贤者之无后也。无其实而窃其名者无后，吾是以知有其实而辞其名者之有后也。贤者，民之所以生也1，而蔽之，是绝民也;名者，古今之达尊也，重于富贵而窃之，是欺天也。绝民欺天，其无后不亦宜乎?故曰：达贤者，与有其实而辞其名者，皆有后。吾常诵之云尔。

　　乃者2官于杭，杭之新城令晁君君成讳端友者，君子人也。吾与之游三年，知其为君子，而不知其能文与诗，而君亦未尝有一语及此者。其后君既殁于京师，其子补之，出君之诗三百六十篇，读之而惊曰：“嗟夫!诗之旨虽微，然其美恶高下，犹有可以言传而指见者。至于人之贤不肖，其深远茫昧难知，盖甚于诗。今吾尚不能知君之能诗，则其所谓知君之为君子者果能尽知之乎?”君以进士得官，所至民安乐之，惟恐其去。然未尝以一言求于人。凡从仕二十有三年，而后改官以殁。由此观之，非独吾不知，举世莫之知也。君之诗，清厚静深，如其为人，而每篇辄出新意奇语，宜为人所共爱。其势非君深自覆匿，人必知之，而其子补之，于文无所不能，博辩俊伟，绝人远甚，将必显于世。吾是以益知有其实而辞其名者之必有后也。昔李合为汉中侯吏，和帝遣二使者，微服入蜀，馆于合，合以星知之3。后三年，使者为汉中守，而合犹为侯吏，人莫知之者，其博学隐德之报，在其子固，诗曰：“岂弟君子，神所劳矣4。”

　　1民之所以生也：百姓依次而得以生存。

　　2乃者：不久以后。

　　3馆于合，合以星知之：馆于合，住在李合的馆驿里。

　　4岂弟君子，神所劳矣：真君子，神仙也会帮助他。

　　苏轼这一篇文章仍然是为别人的文集诗集所写的序言。苏轼在文中说我同他相处三年，很了解他的为人，但却不知他在诗与文方面还有很深的功底，而他自己竟从未提及过这事。我们知道古代的文人都很喜欢写诗，而且诗歌又是科举考试一个重要的项目，当然是天天练习的了，再加上能在其中寄寓自己的心里志向，表达自己的人生理念，所以诗歌创作对于古代的文人来说基本上就跟吃饭穿衣差不多，是必不可少的一件事情，而有些文人又一生以创作诗歌为业，特别是当不能再政治上得志的时候，就更转向诗歌的创作，故而产生出很多的优秀作品来。所以一般的读书人都会有自己的诗集文集的。这也是一个必然的道理，因为当人们在某种情况下，遇到一些特别的事情的时候，心中总会有一些想法，有一些感受，总想表达出来，或者是通过对人诉说的方式，或者是通过音乐的方式，或者是通过文学创作的方式，通过时通过饮酒的方式，等等，总之很多途径来表达自己的心理情绪，不然就会老是憋在那里，心理就会很不舒服，甚至会憋出病来。而中国古人选择的方式，一般都是文学创作的方式，这是一种比较高雅的途径，或者是诗歌创作，或者是散文创作，或者是词曲创作，无论怎么样都好，创作出既雅致，又能表达出自己的心理委屈的东西出来，这样就是一篇文学作品了，所以我们看到在《四库全书》的“集部”中有着大量的文学作品，这都是中国的读书人、做官的人、学者们所创作的，这确实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