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土地、种着荞麦或油菜籽的土地、麦地、粉红色的桃树林、白花梨树、灰色的或接近黑色的石头群、有暗绿色叶子的松树林子、灌木丛……等等，这一切组成了大地的线条，画面、各种局部。也把所谓春天这个相当抽象的时空具体化了。犹如印象派的各种杰作，脱离了画布和颜料，脱离了现代主义的观念，回到了活的大地上。高原的这个表面，看上去是自然，但实际上是人为的结果，因为土地是分配过的，什么地上出现了什么，这决定于土地的主人。这些地主肯定不会为了美化大自然而播种，更不会为印象派的诞生而选择播种梨树或土豆。他们播种是依据生存的需要，但正是这一点，恰与自然的常规契合。如果都认为只有梨花才美，都种梨树，大地就会被单一遮蔽起来。“它盖着一床梨花织成的白被单”，一个比喻就够了。各司其职，各管各的，造成了大地的丰硕。看哪，在这一片高原上，乌鸦在它的天上，用翅膀拨开了一只乌鸦的路;蜜蜂在忙着只有它可以干的活计;蛇适得其所;梨花在它自个的根上开;蜈蚣住它的山洞里;一只鼹鼠的布满羊粪并且种着蒲公英的后院;一束越过桉树叶而来的正午之光在石头上的动态……就在这一切之间，红色的道路蜿延，乡村犹如手掌上的指节一个个出现。梨花包围着的村庄、桃花点缀着的村庄、马帮和牛铃碰响的村庄……我看到，每一个村落的外貌都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它们全都用泥土和树建筑了居所，所以，在这片高原上，乡村的底色是红色的。树支撑着叫做森林的东西，也支撑着人们叫做家的东西。

　　此时此刻，在这片大地上漫游的是乌鸦。它们在总是在这片高原漫游，它们是否来自其它的高原，它们是否是死去的乌鸦的后代，从格林威治时间的看法来看，这些可能是毫无疑问的。但我确实也不会知道，是否有某一只乌鸦成了所谓乌鸦之神一类的东西，在时间中永生着。它知道乌鸦的过去和现在，它象一个千年岩洞作为石头容纳着石头，同也象石头一样保持着对人类的永久沉默。数千年前的人看到过乌鸦，我也看到了乌鸦，它们是同一只，还是隔着时间的另一只?时间在前进，但乌鸦总是回到过去，犹如植物的根，总是要回到黑暗中。如果它不是永不休止地在返回它的过去，我怎么可以在千年之后还认识一只乌鸦?一只乌鸦又如何找到它传统的食物?一只红色的乌鸦，谁会以为它是乌鸦?在这片高原上，时间的方向与我手表上的不同，万物通过一次次返回它的开始获得永生。我所提到的这只乌鸦，就停在一些柳树的上面，它张开翅膀，迎着正午的风，一动也不动。它在天上，但并没有飞翔。乌鸦在天上，并不总是在飞翔。这一点被史蒂文斯忽略了。但不会被乌鸦忽略，这是它可以在天空里，看上去似乎毫无依靠而不掉下来的原因。乌鸦总是在这一带，它的漫游不是要改变，而是要保守着原在。在它的世界里，不会有什么比一棵保持原样的梨树、一个保持原样的水塘、保持原样的岩石和保持原样的虫子更好的东西。在这里时间不会过时，时间只是世界的无数个可以停下来，稍事逗留的点。下一个点，梨花树的无数枝条中的某一枝，乌鸦一收翅膀，降落了，裹着黑羽毛的身子被这根有着七个节巴的树枝轻轻地弹起来。

　　在这片大地上的另一些漫游者是阿细人的歌手。这是一些以自己的祖宅为基点，在故乡的一片方圆五十公里左右的大地上漫游行吟的歌手。大地是多大?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人来说，就是他的故乡那么大。大地并不是整个世界，谁也没有见过所谓的整个世界，行吟的盲歌手荷马漫游过整个世界吗?大地是连绵不绝的，但对于具体的居民，它总是有相对的边界的。大地就是每个人自己的故乡这个局部。歌手们漫游的范围，只是所谓故乡一词所具有的范围。一个岛屿、一个盆地、一片高地;数十个村庄，散布在方圆二十公里左右的土地上的部落、族人、家人、朋友、情人、仇人、血缘姻亲;同一类气候、同一条河流以及同一座高山下的栖居者的大地——这就是所谓故乡。阿细人是彝族的一支，他们来自古代一个漫游大地的部落。这个部落来自何处已难于考证，可以把握的是，这个部落在这片红色的高原上停了下来，他们种植并守护这片土地，现在我看见的这片高原属于他们。没有停下来的是部落的古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歌手可以说就是他们部落中的乌鸦之神。他们歌咏大地上的事物，歌咏万物的起源，言说没有舌头的事物和时间。在万物起源千万年之后，在语言诞生之后，他们依然在歌咏，他们从未遗忘这个主题，他们总是要将现在与过去联系起来。也许距离那创世的七日，世界真的很遥远了，那些造物的工作都在记忆里模糊了，却在他们的歌谣中获保存，这些歌谣成为他们寻找失去的时间的方式。它随着民间歌手们走过大地，让人们在后来保持着对开始的记忆。他们是无数过去的人们的记忆，但总是通过一个活在今天的人的喉咙传布到大地上。犹如大地上的那些作物的根，每个春天，都要再次回到黑暗中，然后，以玉米或梨花的样子回到光明的天空下。歌手们深受人民爱戴，他们实际上是人民中的智者和精神导师。那些今天仍然在传唱的歌谣用阿细的话说就是“先基”。先基就是歌手们依靠记忆和创造从古代传唱下来的史诗。罗多寨的潘正兴是一位荷马式的歌手，他在二十七岁时象荷马一样成了盲人。他把数千行的歌谣保存在他的记忆里，这些歌谣记忆了阿细人对于世界之初的想象，记载了他们的神灵、劳动和生殖，唱完一遍需要二十多天。以他的唱本为主的“先基”在一九五八年被一个“民间文学调查队”翻译成汉语。形成一本小册子《阿细的先基》，进入了图书馆、大学和研究所，这本小册子已经失去了“先基”的根本形式——口头吟唱。它从来不是为书面记录而创作的，但现在剩下的只是歌词的记录，吟唱的音乐部分被省略。歌手只是一个录音机之类的东西。这个译本也相当可疑，它是依据“民间文学(对已被视为“落后的”、非主流的民间艺术的一种婉转说法)”以及“鉴别精华与糟粕”的原则加工、删节而成的。而且，汉语与阿细语言的差异也使原作遭到损害。汉语译本相当精练，但阿细话是一种能指非常丰富的语言，它有许多在汉语中已经被文明擦掉的能指原初世界的词语。但即使如此，它仍然是一个极有力量的文本。十年前，我在图书馆里阅读了它，我从书本而不是大地上接受了《阿细的先基》，犹如在餐桌上品尝一只依据客厅的要求被洗擦得干干净净的、消过毒的、远离泥巴之龌龊的水果。没有人以为吟唱这一史诗的歌手是一个幸存的荷马，这种说法太夸张了，县里搞文化工作的同志颇不以为然，伟大的荷马会是一个瞎掉眼的农民?盲歌手在远离图书馆的红色高原上怀报着石头死去，他不知道荷马，但他的歌谣比荷马幸运，他的歌谣与小册子上的那一个是分离的，它没有死在目录架上，而是继续在大地上漫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