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切的上面是一只鸡蛋黄般的太阳，雾把它调和得将散未散，柔软模糊，可以直视。远处，灰蒙蒙的天底下，长江好像停止了流动，在整理着脚爪，我瞟了一眼这俯伏在群山之间来自世界高处的河流，它并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慢吞吞的。

　　三峡工程的巨大激情和动力可以追溯到1840年。它实际上是中国思想经过一百多年的痛苦思考得出的一个硕果。昔日中国的思想相信“天不变，道亦不变”。1966年被人们轻蔑地称为“孔老二”的圣人孔子在《论语》里有一段话：“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对此，朱熹解释说：“川上之叹，圣人有感于道体之无穷……万物在其中，天地亦在其中，同是一个物事，无障蔽，无遮碍。吾人之心即天地之心，圣人即川流而见之。”又说，“道无形体可见，却是这物事盛载那道出来。”“道之体便在这许多物事上，只是水上较轻易可见。”“许多物事”，就是自然，朱熹的解释把中国思想与自然的关系说得非常清楚，在这种传统中，工程和资源这些词，是很难被接受的。前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博尔德·约翰·立德很难理解中国的这种思想，他深为痛惜：“在中国有和美国一样丰富的自然资源，这种得天独厚的财富却被埋藏在地下，得不到开发。”“很难让中国人相信自然现象的成因是大自然的力量，而不是神秘的诸神之力。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们对自然的力量是否真有洞察力，我十分怀疑，”(见博尔德·约翰·立德著《扁舟过三峡》)中国历史上那些有限的水利工程，只可以看成文明主流中的支流。大多数时候，中国观点并不把自然视为“资源”，如美国工程师《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的作者萨凡其所理解的那样是可以“发电、防洪、航运、灌溉、实业”的“巨大财富”，大多数时候，自然，它是大道的载体，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上善若水”“自行其是”“孔子观于东流之水。子贡问曰：君子之所以见大水必观焉者，何也?子曰：夫水，大遍与诸生而无为者，似德;其流也卑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光光乎若不屈尽，似道;……似勇、似法、似正、似察、似善化、似志。”《荀子·宥坐》看见的是水，想到的是“道”。“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沧浪诗话》)说的是诗品，意象却来自水。对于中国世界来说，自然世界就是它的哲学、思想、宗教。而水，长江，更是中国思想的思想，中国宗教的宗教之启示者。“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李白)“词人取佳句/刻画竟谁传”(杜甫《白盐山》)在无数的时间中，中国与自然的关系，就是“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沉思、或者水墨一幅、题诗一首罢了，它成就的只是哲人、诗人、画家、书法家而不是工程师。

　　宜昌有个博物馆，面积不大，却也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从陶器到宣纸都有一点。还是可以看出中国文明的发展过程，先是陶，材料直接来自大地，之后鼎出现了，青铜，沉重地扒着大地、压着大地，害怕它失掉似的。然后是俑，站在大地上，要去征服什么了。唐是骑在马上的，意气飞扬，大地辽阔。到了宋，文明好像就坐下来了，向形而上的理转移，格物致知。有明一代，文明还是瘦的。往清，理逐渐成为形式，烦琐、装饰、肥荡、洛可可风格，宣纸越来越多，用钱穆先生的话说，已经成为纸上的文化。从大地上到马上到坐下来到纸上，这是一个逐渐脱离大地的过程，清的腐朽灭亡，与它的文化是纸上的死文字有太大的关系。1840年，西方列强其实是用军舰大炮对付一张宣纸。道不同，是可以变天的，西方对中国原汁原味的“天”感到惊奇，如此巨大的资源，却只为几幅水墨画和山水诗服务，真是不可思议。中国二十世纪激荡的是要重新脚踏实地的冲动，激烈的反传统运动基于过去二三百年来的清朝历史，但它从西方接受的“道”却是与中国五千年历史形成的道完全对立的东西。中国抛弃纸上的空洞文明重返大地，但不再是大地的敬畏者和葆光者——“人不是在者的主人，人是在者的看护者。人在这‘更少’中并没有失去什么;相反，他是有所收获的——他抵达了在的真理。他获得了看护者的本质的赤贫”(马丁·海德格尔)——而是征服者。如五十年代的民歌所唱的，“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自然不再是道的载体，而是可以开发利用的资源、对象。人与大地的关系不再是天人合一，而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资源与利用的关系。如同希腊神话中会点金术的国王弥达斯那样，凡是他触摸到的东西，即凡是被他拉入魔法的东西，尽管它们不是马上变成了金子，但是马上获得了价值。中国最杰出的政治家不再是率众祈天的昏君，而是亲自制定开发利用水利资源的专家。把三峡视为一个“最理想的大电站”(孙中山语)，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是一致的，尽管他们的政治观点并不一致，表达的方式也不同，孙中山写的是《实业计划》，毛泽东写的是诗歌：“高峡出平湖，当惊世界殊”。昔日，中国世界从长江获得的是哲学思想和不朽的诗歌。现在，它从这条河流上将得到的是：每年874亿千瓦小时的发电量、黄金水道和1500万人民的安全。